《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列传（五）》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明守军总兵官王绍禹“开北门纳贼”杀害，在北京的朱由崧袭封福王，崇祯皇帝亲自手选宫中宝玉带以赏赐之，对其寄予厚望。从此，明王朝的第二位福王诞生了，而他，福王朱由崧之所以还能经常被人们提起，与明王朝的最后绝唱有关，与他在南京建元“弘光”朝有关。
一．弘光朝让南京的都城地位得以复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京师失守，崇祯皇帝在紫金城旁的煤山自缢，明王朝天崩地裂，梁柱倾圮。一般认为，明王朝此时就算灭亡了，我以前也一直受这种史学教条影响。
其实，明王朝不能因为一个皇帝自缢了就宣告灭亡，更不能因为北京被李自成攻陷了就算灭亡了。偌大的明王朝，疆域辽阔，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珠江、大运河纵横交错，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京丢了还有南京，因为明王朝的都城是先有南京，再有北京，有了北京也没有遗弃南京，它们是首都、迁都后的首都与留都（又曰陪都）的关系。在明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北部半壁江山易主的时刻，南京作为留都，又重新扮演起了首都角色，担负起了首都重任。这一切，与福王朱由崧逃出京城后，来到留都南京，登上祖先曾经指点过江山的金銮殿，再次擎起明王朝大旗、再次将留都变成首都有关。
朱由崧与潞王朱常淓逃离北京后，“俱避贼至淮安”，来到了江苏境内，这里离明王朝的发祥地、首都南京只有一江之隔了。到了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将朱由崧迎接到南京，在欢迎的队伍中，当然包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朱由崧来到南京，意味着回到了留都南京，意味着走进了南京一直保留的明皇宫即今称之为“明故宫”那块圣地。从此向世人宣告，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始建都城，在朱棣永乐十九（1421年）年被作为留都而按下“暂停键”后，过了223年后又重新启动了。从那一刻起，南京作为明王朝的都城又复活了！大明王朝还没有亡！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五月庚寅日，经过一番紧张筹划准备，朱由崧在南京先“称监国”，以皇室“殿下”身份指挥明军抗击李自成“大顺”军及被吴三桂引进山海关后又迅速占领北京的清军。南京“六部”班底的存在，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础，他任命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及马士英“俱为大学士”，对他们进行战时提拔和进一步重用。到了五月壬寅日，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即皇帝位，“自立于南京”，并建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明王朝开始进入“弘光”年代，明王朝的国祚在南京得以赓续了。
二．留都南京的“六部”国家机器一直在运转着
明王朝中央政权机构自永乐十九年从南京迁都后，现又由北京回到了南京，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回到了自己的娘家。留都南京的“六部”从这一刻起，不仅充分发挥出了“备胎”作用，而且国家机器的功能被全部彻底被激活，由原来的替补队员成为投身沙场的锋线队员。
在朱由崧弘光朝任用的这些大臣中，如史可法、高弘图等，原先都是“南京六部”官员，现在朱由崧再给他们加官晋爵为“大学士”头衔，让他们在明王朝半壁江山沦陷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为他朱姓王朝卖命，希冀挽回残局，这也是官场惯例。而事实上，南京“六部”官员一直都在关注国家命运与前途，关注国计民生，这里有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早在崇祯元年（1628年），秦中即今关中地区就出现以闯王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流贼”起义造反现象，其波及范围已经到了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明朝政府军虽然不断镇压，双方互有伤亡，但农民起义造反的火势不仅没有扑灭，且愈烧愈烈。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前后，河南又出现大旱灾、大蝗灾，出现“人相食，民间藉藉”的凄惨现象。但是，朱明王朝仍不顾百姓死活，对农民起义造反现象不加以深入的社会原因分析，不从社会制度上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只是一味地继续“耗天下以肥王”，不仅在京城的皇室们整日过着奢靡生活，各路朱姓分封的侯王更是如此，从而更加致使民怨四起、起义造反现象日益加剧，明王朝已经出现岌岌可危、国祚将逝的末日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这个人，主动放弃在家公休时间，前往洛阳，对福王朱常洵晓以利害，希望他不要整日“闭阁饮醇酒”、惟“妇女倡乐”是好，要关心体察民生疾苦，开粮仓赈灾济贫，促进社会稳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但朱常洵“不为意”，根本不把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的话当回事。这样一位不关心民生疾苦、又听不进良臣忠言的王爷，最后只能落得在洛阳被杀、其王宫被大火焚烧“三日不绝”的下场。
这件事也再次告诉我们，留都南京的“六部”官吏们，他们始终处于国家政治的前沿，他们时刻在关心着国运民生。现在，朱由崧来到南京，在原先由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呆过的皇宫继续升帐建牙，并且有一直运转着的“六部”职掌和人才班底，朱由崧将明王朝进行下去，撑起明王朝的南半壁江山，直至“中兴”，应该是有基础有资本的。崇祯虽死，明王朝未亡，历史在那一刻留下了真实写照。
留都的重要功能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确保有后路有退路，有回旋余地，确保国家机器能够得到正常运转。当年朱棣虽然迁都北京而把南京作为留都并一直保持着“六部”建制，或者说明王朝从朱棣那时起，就一直让南京享有留都的副政治中心地位，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在北方出现难以逆转的危机时，南京这个留都的作用可以及时补上跟进，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能够保证正常运转。仅此可见，朱棣当年的决策是何等英明，又是何等的具有远见卓识。
三．明王朝277年的历史在南京落下了帷幕
面对紧张的战事和极其严峻不利的危急局面，作为皇帝的朱由崧经与众大臣商量合议，在战略上进行了部署和分工——马士英仍然去凤阳督办军务，因为凤阳是明皇陵所在地，是朱元璋的出生地所在，必须确保不能丢失，不能再遭破坏；史可法仍然以扬州为中心，“督师江北”，防止清军过长江；将淮安、扬州、凤阳、庐州（即合肥）作为江北“四镇”，分别由四位“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司令官长官，具体负责军事防务和战事指挥。南京作为明王朝政治、军事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显现，历史让南京这座朱元璋于1368年确立的都城再次走到了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前沿。
然而，遗憾且令人扼腕的是，朱由崧虽居皇位，但其秉性闇弱与耽于酒色声伎的纨绔本色并未改变，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挽救国运当中，最终在内部不团结、外部由清军强大攻势面前，还是难以成就“中兴”伟业，难以使明王朝起死回生。
为了感谢马士英将他从淮安迎接到南京、中途又在仪征给他接风洗尘压惊，朱由崧后来又把马士英召回南京，将他擢升为兵部尚书，并委以重任，让他在自己身边工作，同时负责都城南京的巡阅及长江防线军务。但是，马士英与被他提拔重用的阮大铖等人根本不把国事放在第一，不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在国难当头还趁机卖官鬻爵，发国难财；同时排斥异己和贤能之人，致使朝廷内部党争不断。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矛盾加剧，文武官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不能同仇敌忾。加之左都御史刘宗周等人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而辞官还乡，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小朝廷动荡摇晃。这些都充分说明，弘光朝难孚众望，缺乏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还不能形成合力来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这大明王朝的江山还能苦撑多久，明朝的军队还能打多久，确实是个棘手问题，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能已经成了死结。
这时，弘光朝又发生了内讧。主要因“北来太子”事件而引起。当时有一个叫王之明的人，诈称是庄烈帝即崇祯皇帝的太子，到南京来要官要职，最后被下狱惩办。弘光二年（1645年）三月，被朝廷委以重任、专门负责长江上游军事防务的宁南侯左良玉早已有对朝廷不满的心念，在部下怂恿鼓动下，以救“太子”为名，在武昌举兵造反，要求弘光帝“清君侧”，诛杀奸党马士英、阮大铖奸党。左良玉虽然在途中病死，但诸将秘不发丧，由左良玉儿子代立，继续顺流而东，向南京进军。阮大铖、总兵黄得功等只得尽撤江北劲兵,帅师抵御，堵据上江。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军事力量再自相残杀一番，致使内损严重，江北防线空虚，给清军顺利南下提供了大好机会。
五月己丑，清军在血洗扬州城、史可法壮烈殉国后，强渡长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南京城眼看不保。
弘光帝朱由崧只得趁夜色逃出皇宫，逃离南京。他们先是来到了今天安徽境内的太平县，那里是四镇总兵之一的黄得功地盘，后来又逃到芜湖，最后还是被清军活捉。朱由崧被清军押回南京，到了九月，又被清军押送到北京。
清军过江后，于五月丙申日至南京城北，这时出现了非常令人沮丧的场面：在南京的明王朝“文武官出降”，不得不迎接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到来。存在一年多的朱由崧弘光朝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始都城，见证了大明王朝的诞生，现在，又见证了大明王朝的衰亡。南京，既是大明王朝的首都，又扮演了大明王朝末都角色，这也算是一种善始善终吧。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南京建立的明王朝，在经历了277年南风北雨之后，最终还是在南京落下了帷幕。明王朝先后定都在南京—北京—南京，共传十三世，历经18帝，享国277年。在南京皇帝任上的先后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由崧。弘光帝朱由崧虽然在位时间一年多，但也应该享受与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同样的香火血食待遇。
四．“弘光”朝被归入“南明”另册追踪
长期以来，史学界习惯于将朱由崧在南京一年多的弘光朝称之为“南明”政权，将其打入另册，不纳入明王朝的垂直主干谱系。这一方面是受了清人修《明史》时的“小九九”影响，把明王朝政权的时限给确定的愈短，就意味着清王朝政权的时限会愈长，哪怕是一年半截也要十分计较在意。《明史》中虽然没有出现“南明”一词，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明朝人的反抗从正面予以承认，诸王前仆后继、建元称帝以抗清复明的行为，都不能进入“本纪”中，而只是在《诸王列传》中给予零星无序的简单交待，致使今日读者在阅读时大费脑筋。
那么，对于朱由崧在南京一年多的明王朝弘光政权，历史上最早将其归入“南明”另册的又是何人何文何书？问题还是可以追溯到清代。
有研究认为，清代康熙年间，在江阴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之《黄道周传》中，在与“南宋”相比论时，出现了“南明”一词。其“外史氏”议论指出：“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这里出现了“南明”概念。而作为书名最早出现“南明”的，学术界公认是清人钱绮的《南明书》三十六卷。
在《南明书》中，钱绮将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政权，在福州的唐王“隆武”政权，在绍兴的鲁王与在广州的唐王“绍武”政权，在肇庆的桂王“永历”政权和在川鄂边界云南的韩王“定武”政权合为一书，因为这些政权先后是在南部诸省建立，故将其政权统称为“南明”。
在这里，钱氏最大的学术弊端就是忽略了明王朝建立首先是在南方的南京建都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而这种事实又是与后来的朱由崧“弘光”政权同处一域、同为一个金銮殿。这应该是《南明书》的不周全之处，但对后世学人的误导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直到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为止，可能目前还没有学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谬误之处。也难怪，他们不似作者这番长期客居南京，更缺乏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深刻认知和依恋之情，所以都人云亦云矣。噫，长此以往，岂不悲夫！
将弘光朝归入“南明”，严重压低贬损了南京在明王朝时的都城地位。它容易给社会普罗大众造成两种错觉，第一种错觉是，以为自从朱棣永乐十九年后，南京的都城形象就荡然无存了，大有抹平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与留都双重身份之嫌。造成的第二种错觉是，以为明朝的都城就一直是在北京，所以就将闯王进京、崇祯自缢后的南京朱由崧政权打上了南边的明王朝即“南明”印记，以示与北京的明王朝都城相区别。
岂不知，明王朝首先是建都在南京，都城的根在南京，朱由崧的举动只是“回娘家”、回到明朝都城的发祥地、回到了留都而已，不存在重打锣鼓另开张问题，而只是顺理成章地启动了国家机器的“备胎”。
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时，虽然将南京作为留都，但在此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将明王朝进行南北之分，并没有将永乐迁都之前的明王朝称为“南明”，更没有将迁都之后的明王朝称为“北明”，何来在国家出现危亡时刻，将回还留都即“还都”后的明王朝称为“南明”呢？它本来就是“明”呀，不存在“南”呀“北”呀的问题！
五．清代文献中的“南都”“留都”“南朝”所指
在清代文学作品如《桃花扇》等中，对弘光朝的那一段历史，我们难以觅见“南明”一词，但“南都”一词出现频率较高，其次是“南朝”。
所谓“南都”，即指南京是明王朝的南部都城，以示与北都即北京相区别。应该说，这种称谓是符合明代南京历史时空定位的。南京现在还有一个饭店叫“古南都饭店”，应该是历史记忆的体现。当然也有用“南朝”来表达这一段历史的。
称弘光时期的南京为“南都”及弘光朝为“南朝”的，我们可以从清代余怀等著《板桥杂记》及其补记中得到验证。
称“南都”“留都”的有：清余怀著《板桥杂记·附录》“叶衍兰《秦淮八艳图咏》”，在介绍秦淮名妓李香（字香君）时有：“福王即位南都，遍索歌妓，香被选入宫。南都亡，只身逃出。后依卞玉京终”。说明朱由崧虽为皇帝，却仍然是个荒淫好色之徒，李香君也曾被其天地一家春。
在《板桥杂记补·序二》中有：“南朝胭脂，悲于《麦秀》之擢，留都箫鼓，哀于新亭之泣。”这里的“留都”即指南京；“南朝”因有“胭脂”二字典故出现，当指宋齐梁陈之“南朝”也。在《板桥杂记补》卷上《记人》中，“林金兰”条有：“金兰，自号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引自《明书画史》）；“金兰，一名奴儿，自号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风流姿色冠于一时。”（引自《本事诗》）“邢泪秋”条也有：“泪秋，南都名妓也”。
在《板桥杂记补》卷中《记事》中，所引《何元朗妙解音律》条有：“元朗早岁入南都，随顾东桥游宴。”在《杜茶村先生轶事》条中有：予尝题其《灯船歌》后云：“河山半壁满斜阳，一载南都事可伤”。
在《板桥杂记补》卷下《记言》中，《李香君：在南都后宫私寄侯公子》条有云：“南都君臣，遭此奇变，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子房复仇之志，卧薪尝胆，敌忾同仇。”
这些“南都”“留都”的频繁出现，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南京的明代都城在弘光朝的定位是准确的、普遍认可的。
称弘光朝为“南朝”的，我们也可以在《板桥杂记》中找到线索。该书在介绍明代秦淮名妓董白董小宛时，董小宛作为如皋冒辟疆的侧室，事冒辟疆九年，年仅二十七岁就“以劳瘁死”。冒辟疆曾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悼董小苑，感觉不是董小苑死了，而是他冒辟疆死了。
当时风流名士对董小苑的离世也纷纷撰写哀辞，又以吴梅村的绝句为最佳，其中有：“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按歌。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这里的“南朝”就是指崇祯十七年五月由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时的弘光朝；“阮司马”就是指阮大铖，因为他投靠魏忠贤而被人们咒骂为“阉儿”。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文学作品反映时代，从文学作品中读出历史，是从《诗经》以来我国就形成的文学作品“为事”“为时”而作的好传统。
六．“南明”应是指在南京以南建立的明朝“流亡政府”
虽然弘光朝只存在了一年多就灭亡了，但大明王朝顽强的生命迹象并没有因为北京和南京的相继失陷也完全销声匿迹、脉象全无，朱明皇室中那些有血性的王爷们继续有人站出来，扛起了反清复明大旗，他们“监国”称皇帝，在南京以南的土地上摆开一个个战场。
唐王朱聿健在福建称帝，建元“隆武”，惜时间不长就失败了。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建元“永历”。这个“永历”政权一直坚持了15年，即在整个清朝的顺治年间，明王朝的余响仍然存在着、仍然在不懈地战斗着。我们心目中的那位收复台湾的大英雄郑成功，就是诞生在朱聿健“隆武”时期的“明代”英雄，我们称他为“明代郑成功”，却从来不说他是“清代郑成功”，因为他一直在为明王朝战斗着，直到清康熙时代，最后攻打收复台湾，在台湾落下了脚。
虽然清军已经相继拿下了北京和南京两座都城，但在我国广袤的南方地区，仍有大片属于明王朝的版图存，况且，明王朝仍然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寄托，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只承认自己是明代臣民而不是清代臣民。所不同的是，离开北京、南京后的朱明王朝政权，此时已明显带有“流亡政府”性质，与朱由崧是回到留都南京称帝、且是在祖先打造好的金銮殿上继续着明王朝国家政权的运转，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退一步讲，如果确有“南明”存在，那也是指在弘光帝被俘、南京沦陷后，由两位唐王先后建立的“隆武”“绍武”政权，桂王的“永历”政权和韩王的“定武”政权。这些由明王朝几位有血性的王爷们相继建立的政权，都是在北京和南京之“南”了，政权已经远离北京和南京，在今浙江、福建和广东境内，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来看，称这几个政权为“南明”，尚能符合历史时空逻辑，他们就如同陆秀夫所在的“南宋”一样，是在流亡中的“南明”。
时至今日，我们要善于回到历史原点去思考历史问题，切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不从明王朝建都史的角度来思考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将朱由崧在明朝都城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也粗鲁地、一股脑儿地捆绑打包到“南明”包裹中去，而应该将它回归到“大明”王朝的主干谱系中来。我们应该还弘光朝一个历史公道，还朱由崧一个恰当的历史牌位，更应该还南京这座“七朝古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符合历史史实的明代都城史系统而又全面的定位。
束有春 2023年8月15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