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了高温酷热、干旱少雨的天气，我们终于走进了天高气爽、细雨绵绵的秋季，家中的大小空调机也获得了喘息机会。秋风的清爽在秋雨过后显得更加沁人心脾，让人们在惬意中有了想张开双臂拥抱自然、大口大口深呼吸的欲望，亲朋好友间的互访聚会也在悄悄增多了起来。还有七天就是壬寅年的中秋节了，这一天，我们迎来了知青李姐来家中做客，同在南京的三哥与七弟也一道前来作陪。
与李姐再次在南京重逢，还是1990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南京工作。那天，我在鼓楼广场一带等公交汽车，突然有人从公交车上向我打招呼，十分惊讶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立即认出是知青李姐，就一个健步上了公交车，因为我刚好等的就是这一路车。上车后才知，李姐现在南京公交公司工作，主要是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就这样，我与这位当年插队落户到我们生产队的知青姐姐神奇般地联系上了。
听说我已经在南京某单位工作后，李姐和另一位知青胡姐很快就到我住的集体宿舍看望我；听说我分到了一个只有12平方米的简易陋室后，李姐又来看望过我们；听说我们家七弟也在南京某高校任教后，李姐又忙着张罗给七弟介绍对象直至弟弟成家。李姐后来又请我们到她的小家中做客，地点就在人民中学旁的陆家里一带。在那里，我不仅见到李姐的先生，又见到了李姐的父母。阿姨听说我来南京工作了，慈母般地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要当兄弟姊妹一样走走啊。虽然李姐的父母亦已离世，但阿姨当年的话语我难以忘怀。
但是啊，可能因为通讯工具的不断更新吧，也可能因为城市大拆大建而让许多老房子消失掉了，也因为大家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我们又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公元2022年的9月2日，我们才终于又联系上了。于是我与妻子决定，请李姐于第二天来我们家走走，七弟夫妇及在南京女儿家带外孙的三哥他们一道来我们家聚聚。
李姐已过古稀之年，在未见李姐之前，我先在微信中告知，我亦是满头花发的退休人员了。在地铁口一见面，大家就有说不完的话；来到家中后，李姐更与大家更是聊不完的往事，道不尽的人生感慨。我们想多听听李姐说说她们当年在我们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事。
在那“就是好”“就是好”的风雨如晦岁月，历史的时针已经指向农历1968年的岁末，古城南京已经是寒气逼人，冬天已经真的来临了。此时的南京城，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整座城市已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暴裹动着、撞击着。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们，将要有一部分人不得不放下书本，离开校园，告别这座城市，去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重新开启他们的人生。
李姐所在的“东升中学”（现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李姐所在的班级，李姐同班的5位姐妹，正以实际行动融入时代潮流之中。尽管他们当时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但却被校方提前颁发初中毕业文凭而离开母校。
公元1969年元月10日，那是李姐她们永远难忘的日子。上午8时许，学生们就已经按照要求，准时来到-🔥威尼斯0008Ⅴ旁边的安槐村附近集合。那里早已有几十辆解放军406仓库的军用帆篷大卡车在一溜烟地停放着，时刻待命出发，要将那一片乌压压的学生们全部送到农村去。
正是农历十一月寒冬季节，天气格外寒冷，人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已有些瑟瑟发抖。像许多家庭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经历一样，父母为子女们准备的御寒过冬衣被是普遍不足，因为时间太仓促了，李姐的父母只好将李姐的姐姐准备结婚用的棉被先拿来给她用。
军用车喇叭声起，车轮开始滚动，李姐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工人，跟着车子，一边跑，一边挥手，一边流着泪，他以一个父亲的大爱在向还被理想充满头脑、不知忧愁为何滋味的娇女告别。无数的父母亲人，都在以不同方式，目送着他们的骨肉去一个他们不知道、但据说却可以锻炼成长的地方。
这一年，李姐才虚17岁。
李姐他们是10人乘一辆军车，除了人的坐位，车上是塞满了行李。从上午10时许出发，一路颠簸，一直到下午2点左右才到达指定下放地点：仪征县陈集公社。只见公社大院里，一下子挤满了从大城市到来的姑娘小伙子们。公社食堂师傅们早已做好准备，轮番作业，抓紧给这些城里娃们弄点吃的，以消除他们的劳顿与饥饿。
公社党委规定，知青到农村落户为5个人一组。李姐她们5人是同班同学，就结为一组。大家都在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哪个生产队来人能把她们领走。眼见着许多男生组被一个个生产队来人领走了，可能那些地方缺少劳动力，担心女孩子吃不了苦、干不动农村体力活吧，李姐她们5人有点羡慕了。
眼看天已经黑了下来，天空中又开始飘起了雪花，但仍不见有接收知青的单位来将李姐她们5人认领接走。公社领导害怕剩下的知青们会饿着，就又让食堂师傅给大家准备了晚饭，并安慰大家耐心等待。
正在愁盼之际，忽然有5位农民出现在了她们面前，其中一个领头的约40岁出头模样，后来她们才知道这个人是生产队长。只见生产队长用浓重而又纯正的扬州方言，像似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同来的其他人说：我们生产队就要这5个女孩（念“霞”音）子，男孩子调皮呢。
李姐她们见有人来认领了，都开心得好像把自己嫁出去了一样。
在公社办完了交接手续，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冬天的夜晚来得早，天空又开始飘起了雪花。他们5人的行李分别由5位农民用扁担和畚箕（běn jī）挑着，10个由农民与刚从大城市来的姑娘们组成的队伍，顶着朦胧夜色，迎着飘飘雪花，开始了在乡间狭窄土路上的行程。
姑娘们不知道到达生产队有多远，就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只听那位生产队长沉着而又果断地告诉姑娘们说：不远不远，就十几分钟。
5位农民肩挑着姑娘们的行李，姑娘们是空着两只手、甩着膀子跟着，就这样，她们也跟不上农民的步伐，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
突然，生产队长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子，这里有个“缺子”了。（谐音“缺子”，指乡间土路中间被挖断、便于淌水的小沟）
5人中的胡姐将“缺子”误听为“麻雀”的“雀子”，心想晚上还有鸟在天上飞，就仰头寻找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不留神，胡姐就跌到“缺子”里去了，先是吓得大家一阵紧张，接着是逗得大家笑了起来，因为没有大碍。
鉴于此，队长及挑着行李的几位农民再次提醒姑娘们：走路要小心，防止绊倒。
小队长本来告诉姑娘们说，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谁知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村子里。由于上面安排时间太急太紧，生产队还没有来得及为知青们建专门的房子，生产队长没办法，只好将5位姑娘先安排到我奶奶家居住，并让我的堂嫂赶快再弄点东西给姑娘们吃吃，好暖暖身子。
李姐至今记得，当时我堂嫂熬了一大锅菜稀饭让她们5人吃，味道很香。我奶奶把自己住的一间屋子和自己睡的一张大床临时腾出来供姑娘们休息。能作出这样安排的生产队长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父亲在动用家族力量，为刚来的5位城里姑娘解决了临时住宿问题。可能因为父母亲生了六七个儿子，从心眼里就盼望着有女孩子降临，喜欢女孩，现在大城市一下子来了5位小姑娘，可把他乐坏了，所以在公社大院挑选知青时，父亲选中了李姐她们5人组；到了生产队后，父亲更要尽最大努力，让李姐她们少爱委屈。
李姐她们5人成“川”字型睡在了奶奶那张大床上，从此开始了她们喜忧参半的人生。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了寂静的小村庄，本以为农村一切都给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心里真的有点凉了。这一夜，她们基本都没有睡着。从父母温暖怀抱长大的她们，多么想再立刻飞回到父母身边，但已经不可能了；她们又多么想跟送他们下乡的老师去报告情况，在老师面前报怨两声，但老师在把他们送到公社、办完交结手续后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这一天起，她们必须像无数知识青年一样，开始脱胎换骨，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始新的生活洗礼与考验。
李姐她们“知青”的到来，给贫穷落后的乡村带来了青春朝气，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小村庄好像过年一样热闹了起来，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纷纷跑到她们临时居住点去看热闹，争相一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姑娘们模样。乡情们发现，除了一位姑娘面部鼻梁有缺陷外，其他都长得大方美丽，知书识礼。那一年，我才13虚岁，七弟才4虚岁，我们当时有没有跟着别人去凑热闹，已经没有记忆了，十有八九也是去了的。
没几天，接到公社通知后，生产队长的父亲又带领几位农民到公社去领建筑材料，回来后又动员全生产队力量，很快给知青们建好了一排5间平房。房屋为夯筑土墙，屋顶由草与瓦结合组成，这在当时农村算是上等的房子了，因为屋面上有了大青瓦。知青的屋内，支起了农家大锅灶，还配了一只水缸。竣工那天，生产队还放起了鞭炮。
很快，公社又为每位知青配备齐了农具，每人一把锄头、一把铁锹、一把连枷、一把镰刀、一根扁担、一对畚箕、一对箩筐，农民有的农具，知青都有了，父亲组织人力将农具及时领回后，就发放给了李姐她们，并告诉大家如何使用，让她们慢慢学，不急。
其实用不着着急，这帮从大城市来的姑娘们不是来走亲戚的，而是要在这里与乡亲们一道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天、不分白天黑夜做农活的。当初这些姑娘们被下放到农村，除了家庭父母是多子女原因，还有就是被宣传鼓动而受了教育，他们总以为农村就像《新闻简报》电影上放映的一样，池塘里鹅鸭成群，鱼儿被捕捞出网是活蹦乱跳，田野是稻浪滚滚闪金光，紫云英花朵上空有小蜜蜂在嗡嗡嗡。后来他们愈来愈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些美好的画面都是要通过汗水去换来的，并且有时还会汗水白流。
鸡蛋好吃但自己不会养鸡，猪肉好吃但自己不会养猪，韮菜好香但自己不会种菜，没有水吃还要自己到塘坝中去抬去挑，做饭要靠自己捡来的杂树枝和生产队分的稻草、麦秸杆来升火，在城里家中用的蜂窝煤和煤炭炉已经成了奢望。
面对知青在农村生活的一系列困难，善良的农民们会经常主动接济帮助这些城里女娃。没有咸菜吃了，没有蔬菜吃了，只要她们开口，农家都会笑脸相迎并尽量予以满足。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有时也会主动到塘坝中为知青们“挑吃水”；有经农家还会主动拿来菜籽，指导知青们如何种菜。李姐还跟我母亲学会了用新摘的棉花通过针线锤子来捻线的技术，将三股线二次拧成一条粗棉线后，再用粗棉线来结成纯粹的棉线裤子，十分暖和，李姐同时也成了母亲的小帮手帮我们家捻了许多棉线，但李姐说，母亲也没有亏待过她，给了她好多草鸡蛋吃。
干农活是又脏又累，而且许多又不会，但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坚持着。姑娘们主动向农民伯母婶婶们学习，向在农村生活的年轻姐姐妹妹嫂子们学习，她们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通过劳动来学会劳动，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
李姐至今记得，她人生中拿到的第一笔“工资”就是在生产队通过苦工分，年终分红时拿到了5块3毛钱。是农村给了她人生第一笔劳动报酬，尽管这个报酬不是以月来计算而是以年来计算的，但李姐仍然是高兴得不行。她怀揣5块3毛血汗钱，来到公社所在的集镇上，到供销社里去为母亲买一块衣布料，准备回家时孝敬母亲。那块布料就一下子花掉了2块多钱，但李姐心里是乐滋滋的，因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通过劳动挣钱来孝敬父母。
李姐至今记得，她在农村劳动时，年终分红最多的一次是拿到了10多块钱。说实话，这些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如同其他父母一样，身处大城市的父母时刻在牵挂着儿女们，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接济自己的骨肉。李姐的家里，每月都要给她寄5块钱来维持生活，一直到1975年到了公社办的“社办厂”上班后，每个月可以领到工资了，才开始不要父母接济。每次进城探亲时，都要从家里带走一些咸鱼咸肉到农村，以应不急之需，同时也可以打打牙祭、解解馋。
由于那时的农村实行“大窝笼”干活模式，生产队除了春节前后几天忙过年不出工外，平时几乎要天天集体出工干活，通过干活来挣工分，又曰“苦工分”。强劳力一天最高可拿到10分，我在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期间，最高也只能每天拿到9.5分。农村夏季农忙“双抢”季节是最熬人的时候，一边要收割，一边要插秧；秋收季节也是一样辛苦。因为没有机械脱粒，要在打谷场上靠牛拉石碾来将庄稼从秸秆上一遍又一遍地碾压下来，干活干到半夜是常有的事。
最令李姐她们害怕的是在夏季插秧季节，水田中会经常被蚂蝗叮咬，或在拔秧时突然出现水蛇，既瘆得慌，又害怕得要命，人们经常会听到尖叫声。夜晚睡觉时，有老鼠光顾室内，更是常有有事，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最令李姐她们尴尬的，往往是在插秧插到田中央时，或是在离住地较远的田野劳动时，内急小解要来了怎么办？这时还得多亏一道干活的善良农村妇女们站出来帮忙，她们会通过围起人墙的方法来帮助掩护遮挡，以妥善解决问题。
李姐他们很快融入到农民的行列中来了，皮肤晒黑了，城市娇小姐的形象不见了，手上经常磨出血泡的地方起了老茧，在称呼上也入乡随俗了。她们称比父母年长的男性为大伯（或“大大”）、大妈妈。我的父亲排行老四，所以她们又亲切地称父亲为“四大伯”，称我母亲为“四大妈”。在她们5人中，要数李姐与我母亲相处得关系最为亲近了。
李姐告诉我，冬天天气太冷不能出工时，她会经常跑到我们家，与我母亲在同一个草窝子里取暖。草窝子下面有火缽子，火缽子里装的是从锅膛里取出的带有火星的草木灰，其余热可以继续在草窝木棍下面的火缽子里发挥作用。草窝聚气，膝盖以上再用棉衣覆盖，两条冰冷的腿进入草窝子后，很快就有了暖和感觉。
在那个年代，农村冬天取暖主要靠草窝子和火缽子。每年冬季，会扎草窝子的人是很吃香的，一般每个家庭的男劳力都会干这个话。关键要有扎草窝子用的空心管状的铁锥子，便于将稻草装进去后来回穿梭。印象中，我父亲就是一个扎草窝子的行家，大的草窝子如同躺椅，可以坐两个人，高的那一端有一块木板可以坐在上面，另一个人可以坐在对面的草窝边沿上。既舒服又暖和。一个好的草窝子可以用两三年。农村儿童冬天取暖，也可扎成立式的草窝子，让儿童站在草窝下部的几根并排木棍上，木棍下面就是火缽子。由于容易造成孩童烧伤危险，所以农户们在使用时十分留心。
李姐告诉我们，那时我们家杀猪或有什么好吃的，母亲往往都会想到她们，经常会让年幼的七弟去知青的家，看看有那位知青姐姐在家，让她们过来吃饭。这次见面，李姐她还特意模仿七弟当年是如何胆怯地站在她们知青家门口，喊她们的样子：姐姐，我妈让我来喊你们去吃饭。逗得我们都会心一笑。由此可见，母亲与父亲一样，是特别喜欢这帮从城里来的姑娘的，母亲生了七个儿子，没有生下女儿，她把这帮知青姑娘完全当女儿待了。
李姐告诉我们，她记得我的家乡有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水坝，水坝里在夏天长满了菱角。农民摘菱角时的工具就是大澡盆，这个大澡盆在春节时可用于杀猪烫猪毛，平时可以装粮食，夏天可以下到水塘水坝中去摘菱角，身体轻的可以一头坐一个人。有一次，母亲坐着澡盆在摘菱角，李姐也跟着要下去摘。第一次用手将菱角叶子翻开来就能摘到菱角，李姐别提多开心啦，看到刚出水的新鲜菱角，不吃是不可能的了，李姐就这样，像小猫钓鱼一样，一会儿就剥一只菱角，将雪白嫩甜的菱角米子吃了，却将菱角的壳子随手扔到了水里。母亲这下急了，告诉她不能将菱角壳子扔到水里，这样会引来乌龟吃菱角，要求李姐等摘完了再上岸后慢慢吃。母亲也曾这样教导过我们，现在也告诉了李姐。这是一种民间禁忌习俗，是一种生产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爱的叮咛。
有一天，我的母亲生病了，我们全家人都慌了神。这种病是被称为富贵病，只要条件好，注意营养和休息就可以与病魔和平共处，直至病患消除。当时在部队的姨表哥也很着急，因为他们小时候是由我母亲这位“老姨娘”（扬州方言，即最小的姨娘）帮带大的。他从部队定期寄回药剂给母亲治病，但需要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来帮助打针注射。但赤脚医生不可能也不愿意天天上门帮母亲打针，怎么办？李姐见母亲生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主动担负起了为母亲打针的义务，虽然从来没有学过医，但李姐对母亲的感情给了她勇气。到后来，李姐到公社社办厂去上班，确实没有时间了，我又壮着胆子，接过了为母亲打针的重任。我们与母亲一道，开始了对死神的战斗。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知青开始返城，李姐一直到1978年12月才正式回到出生地南京，回到了父母身傍。那一天是12月28日，李姐说，她也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就像忘不了1969年元月10日那一天离开南京一样。
就这样，一晃10年过去了，当年豆蔻年华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淑女。在农村这10年中，虽然有爱情来撞过腰，但她都坚强地咬着牙，一次次给搪塞过去了，因为她心中的梦想还是要回到父母身边以尽孝，回到南京这座风景秀丽的古城来生活。
李姐她们5人中，那位鼻梁有缺陷的知青姐姐因年龄较大，在当地嫁人生子了。其他4位都先后回到了南京，并先后有了各自的工作和归宿。李姐嫁给了一位勤劳能干、忠厚老实而又有一技之长的南京市帅小伙。他们生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现在又成家了，外孙已经有十几岁，开始长成一个翩翩少年了。
李姐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较满意，精神状态很好，只是后悔自己这辈子读书机会太少，学历太低了。
我好像此刻才更加深刻地感到，李姐她们当年是多么地不容易啊！我们这些农村出生的孩子，当年要比这些城里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们幸福得多了。李姐她们远离父母来到农村后，当他们在田野上劳作时，我们却还可以继续在教室里读书。李姐她们的年龄与我三哥差不多，但三哥却可以读到高中毕业，而这些知青们却被活生生地剥夺了读书权利。
我好像此刻才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李姐对我母亲的了解好像比我们这些做儿子的还要多。我们这些男孩，心思太粗，加之顽皮或忙于上学，反而在许多细节上对母亲的感悟没有李姐那么深，对母亲的理解没有李姐那么多。我想，李姐在乡村的那段日子里，母亲应该是幸福的吧？母亲没有女儿的缺憾，应该在李姐她们生活在农村的那段时光中得到了些许慰籍与补偿。我们要深深地感谢李姐。
当年，我曾在上初一放暑假时，李姐带我乘船来过南京。那是我第一次乘船，还有点晕船，李姐教我对付晕船的方法；那是我第一次到南京，乡下小孩，不辨东南西北。只记得每晚睡在李姐家那并不宽敞的、位于小市新村的平房水泥地席子上，感到很新奇，因为那时的农村还没有被水泥侵入，但每天早晨，我都会被拖鞋在与水泥地面上发出的轻微摩擦声惊醒，那是李姐他们家人起来做早饭了。那时的我，是不敢也不可能去做以后要来南京生活的美梦的，因为现实生活中，连个做梦的“引子”都没有。
半个多世纪、断断续续的交往，李姐对我们的关心之情一如当初，李姐也没有淡忘对那段蹉跎岁月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她告诉我们，她现在做的梦，大部分还是那近10年在农村生活的碎影，梦虽然有点乱，大背景还是我家乡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李姐说，她很想明年清明节期间重回我们生产队，去看看当年的小村庄，去见见当年一道劳动还健在的乡亲们，她还想到我父母亲的坟墓前去敬香献花，以表感恩和缅怀之情。
这就是李姐，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是非爱憎分明、心地善良贤慧的南京姑娘。不，现在她是一位会玩抖音、会发微信、喜欢唱歌和拍摄、生活充满了乐趣的“狼外婆”了。
差点忘了告诉你，李姐名字也很好听，叫“佩荷”。这名字，相信一定也会给你带来一种永远散发着荷叶清香、高洁大气而又自珍自爱的美感吧？
束有春 2022年9月5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