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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雁谈古人如何在旅游中获得快乐和幸福感
2024-12-20 09:41:00  来源:江南时报  作者:张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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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人眼中,游赏不仅有“十六大乐事”“十六大风雅”,还有“十大煞风景”。这种对“雅”与“俗”的辨析不仅揭示了古人独特的文化审美情趣,更折射出旅游在古代生活中不容忽视的精神与社会意义……古人在“旅游”中如何获得快乐和幸福感?与今人又有何异?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带我们追溯旅游的起源、发展及其特征,探讨古代与现代旅游在主体、功能上的差异,理解古人如何以旅行观察世界、体悟人生。

(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卷 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中国的“旅游”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自有了远途的交往或贸易,就有了“旅游”:人类天生具备探索的欲望,始终对异地的风景、风物、风貌和未知的财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初衷是为了搜寻东方的黄金,正是这种对“新”的渴求,才孕育了旅游的意识、意图。“旅”字,词意有“客居”“军旅”之意。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的旅游经济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甲骨文的“旅”字是“旗帜”与“从”的结合,表示士兵们追随着飘扬的战旗行军作战。《说文解字》曰:“军之五百人为旅。”)

  《尚书》记载殷人先祖“肇牵牛,远服贾”,商人的长途贩运、商旅活动,就具备早期旅游的特质。殷人和周人习用“旅”字,专指当时最活跃的一种旅行——商旅。《易经》中,专讲行商客贾的一卦就称为“旅”卦。周文王还曾专门针对行旅者发布诏书《告四方游旅》:“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根据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已经相当繁荣,除早期的贝币外,刀币、布币等货币形式也流行起来,说明远距离贸易与区域流动日益频繁。《易经》的“旅”卦中说:“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既说明“旅”需要钱财与工具,又说明“旅”实际是一种漂泊无定、客居的状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记载的就比较多、比较清楚了,《管子》写过,“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孟子》记载了齐桓公“葵丘会盟”(公元前651年)盟辞的“五禁”条款,其中就有一条“无忘宾旅”,意思是要善待来宾、游客。《吕氏春秋》还详细地记载了战国及以前各地的佳肴美馔和特产,分为肉、鱼、蔬菜、谷物、水、果、调料七类,南至南海、越骆,东至东海,西至昆仑,北至冀州、大夏,这说明伴随着古代早期旅游的兴盛,古人对广阔区域内的物产、风土、人情及风俗已形成了一定的认知。游历、贸易、出使等“旅游”活动推动了异地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构建起早期跨区域的文化互动网络,为后世旅游体系的广泛联通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与“国”“城”与“城”之间的接待都有免费“宾馆”

  理论上说,如果有了“商旅”等远距离贸易的存在,也就必然会有客店、宾馆类的经济业态存在。最早的民宿、酒店、客栈相应地也是在商周时期出现的。《诗经》就记载过,“于时庐旅……于斯馆。”商以后及西周时代,与旅馆、客栈相关记载开始明确起来,对商业贸易和宾馆都已经有制度性设置和安排。《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十五里有市,市有候馆,馆候有积。”(“委”“积”皆表示筹备的物资。)那个时候“国”与“国”、“城”与“城”之间往来接待的“宾馆”都是免费的。“宾至如归”的典故就与春秋时期晋国免费接待外来使节的“宾馆”有关。

(邵颖萍博士在《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一书中系统地追溯了“民宿”的概念起源和文化流觞)

  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兴起后,除官方“宾馆”外,民间的客栈、酒店等也应运而生了,即“寄寓”“施舍”“逆旅”,可以说是最早的“民宿”。《国语》《左传》《春秋》等书里都可以找到相关记载。比如《左传》中有句“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韩非子》也记载过,“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却因为养的狗过于凶恶,客人就都不来了。孔子周游列国时,想必也住过宾馆的。当然,到了后来李白写“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苏轼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时”,“逆旅”一词的涵义就延伸为了“喻人生匆遽短促”。

  中国古代有过关于“民宿”发展的争辩

  中国历史上对旅游业等民营经济总是在“提倡”与“打压”之间徘徊,古代民宿“逆旅”的是与非一直饱受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前有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的《废逆旅令》,认为民营旅馆过多会导致“奸伪、躁心、私交”等问题,要废除民间旅馆;后有西晋时“古代第一美男”潘安的《上客舍议》,专门为鼓励民间旅馆的发展而发声。潘安认为,“逆旅”由来已久,帝舜、曹操都曾鼓励过它的发展,“逆旅”便利着络绎不绝的旅人,“居者”可以“薄收其直”,商人、民宿经营者和国家都会得到利益,农民也可以富起来。潘安还在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旅馆服务非常周到,不仅提供洁净的水和食物,还十分人性化: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凉席。客人来投宿,都能够及时得到所必需的器物。对于客人的“座驾”,客栈也有专门喂养的地方,无论是牛也好,马也好,都有合适的地方给它们休息……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利益博弈,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国家政策时扬时抑,导致民宿不得不顺应时代而变。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时期

  真正的“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六朝。南朝齐梁时,沈约《悲哉行》中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诗句。六朝时期,旅游的主体扩大到了文人、僧侣、道士和普通百姓,著名的“竹林七贤”就常在竹林下清谈、纵歌、酣畅。北魏洛阳城作为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城内专设有“四夷馆”“四夷里”,接待北迁的南朝人、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这说明南北朝的“旅游”已经有相当长足的发展。

  《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常久居住者,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久居者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归义里’”。

  旅游在隋唐时期进入了发展新阶段

  国盛则旅游盛。民间旅游文化经过南北朝的沉淀、酝酿,在隋唐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隋朝虽短暂,却迎来了文化的繁荣与创新(诸如开通京杭大运河、创立科举制、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制等)。尤其是大运河,不仅打通了南北的交通脉络,还为“全域旅游”的格局奠定了物质基础。隋朝[大业五年(609)和大业六年(610)]甚至还举办过旅游“招商节”,当时他们把美丽的丝绸缠绕在东都洛阳的大树上,邀请胡商免费吃饭、喝酒、看百戏表演。

(唐 阎立本《职贡图》卷 图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驾临张掖,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隋书·炀帝纪》)。“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资治通鉴》卷181)

  唐朝时期,民间旅游的兴盛愈加显著。唐朝初年的“休养生息”、均田制等政策为社会带来了安定,此后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繁荣更是开辟了民间旅游的兴盛点,激发文人雅士游历名山大川、吟咏诗词,颂扬太平盛世。

  旅游随着“宋代城市革命”迎来变革

  其实在唐朝后期,城市居民就已经开始不顾朝廷的禁令,纷纷自行凿坊墙、在临街的路边开店了。唐朝的宰相刘晏在天未亮上朝时,路边就能买到“火勺”吃。

  到了宋代,“破墙开店”更是成为一种风气屡禁不止,北宋景佑年间(1034年-1038年),政府正式允许城市居民可以在临街开店。宋代的旅游业也随着“宋代城市革命”迎来变革,旅游休闲、消费、购物层面都迎来了变革。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图景就充分显示了这个时代文化旅游消费的变革,画中的人物很多都不一定是开封本地人。后来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期间,对杭州、扬州等城市印象深刻,并在其游记中给予高度赞誉,为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富饶开放的东方形象——宋代拥有了“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宋代的夜经济也很繁盛,《东京梦华录》就说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23点-凌晨1点关门、凌晨3点-5点开门)。宋代的旅游交通工具包括船、车、轿、马、驴等,尤其是游船租赁业发达。旅馆业分布广泛、类型多样,规模和投资者复杂,经营方式多样。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临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宋代的民间记事和小说中也常见以“客舍”“邸店”为题材的故事,皆指小规模的民间旅店,其密集繁盛可见一斑。旅游在宋代居民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伴随着商业与贸易成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还出现了导游、广告。

(民国时期的旅游指南 图源:《民国时期旅游文献汇编》)

  明清时因为闭关锁国等原因,旅游业就弱了一些。到了近代之后,上海首开风气之先。1904年,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版城市观光手册《上海旅游指南》(由德温特牧师编辑),这本手册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萌芽,为外籍人士提供城市观光与生活指南,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的序幕。

  古人的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可能超乎现代人的想象

  古代交通工具一直在演变,对旅游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夏商周时期以牛车为主的交通方式,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马车,再到汉代后交通工具的系统化和驿站、客栈的完善,都为人们的旅行提供了便利。

  其实古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可能超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我读过很多遍《山海经》,每次读后在心中都会蓦然升起一种尊重感和自豪感,远古时代的地理学家们与壮美山河一样伟大,他们虽然没有科学的仪器和工具,却能够带着理想和责任克服千难万险,游历、踏查并且记录、整理人迹罕至的地形、地势、地貌和山川河流。

  中国古代旅游的主体是贵族·商人·文人群体

  中国古代旅游的主体是贵族、商人和文人群体,因为中国古代的旅游与以下几点有关联:

  一是和经商、求学、游学、赶考、赴任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活动需要长途跋涉、行走于各地,直接促进了人们对各地风土人情的了解,也推动了旅游的萌芽和发展。

  二是与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相关。我们今天说的“盘缠”一词的原意是把铜钱盘起来缠绕在腰间,作为便于携带的路费,这说明远行的开销是很大的。因此,旅游在古代往往是富裕阶层的特权。比如李白就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四任妻子里有两任都是唐朝宰相的孙女,因此他才能“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当然,游历名山大川以后,人的阅历、见识和谈吐、谈资也会不一样,成为了古人彰显身份、炫耀的“文化资本”,这也是凡勃仑提的“炫耀性消费”的概念。

  三是与文人墨客的“诗言志”有关。古代文人墨客在游历名山大川时,将所见所感融入诗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志向与理想。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都是在游历过程中激发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旅程,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以及回归自然、内心的渴望。

  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民族性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呈现出我们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民族性。

  一是与“神游”(自然崇拜)有关。“神游”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含义。一方面,指精神上的遨游和思绪的游离;另一方面,代表受神灵引领的旅行。西藏对神山的朝拜活动就是“神游”的体现。过去的农村中,人们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会拜山、拜树、拜庙宇,祈求山神、树神的庇佑。《山海经》中的许多故事,都源自先人的游历和对自然的想象,也激发了后人探访的兴趣——许多古代旅游活动源于对这些传说的向往和追寻。

  二是与“知行合一”有关。《礼记》中提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志于学习的人不仅要不断研修,还应通过“游学”来增长见识。中国自古也有“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谚语,将旅游与学识、“知行合一”紧密结合。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亲自体验、亲身经历才能获得独特的感悟,丰富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孔子可以说是古代学者中的旅游先驱;“中国第一旅游博主”徐霞客(江阴人)边旅游边进行地理考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江阴至今还举办“徐霞客旅游节”来纪念他;李时珍为了编写《本草纲目》,踏遍钟山、紫金山、茅山等地采集药材,将旅游与医学研究相结合……

  三是和“天人合一”有关。在古人眼中,景观、风景和“景风”(出自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一句)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景观要有值得“观”的“景”,如果有“风”,就更有“微风拂面,清风徐来”的灵动、快意之感——“风”与“景”构成一种动态关系,“景观”一定是自然与人文精神的互为表里。正因如此,每当文人墨客歌颂山水之美、自然之秀时,往往写下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一蓑烟雨任平生”等佳句表达天人感应、物我两忘、怡然自得的境界,这既是古人生活的结构性补充,又是他们审美生活的一种必要需求。

  现代旅游的本质是与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

  现代旅游具有不同于古代的十大特征:第一,旅游的普及性增强。伴随着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旅游不再是个别群体的特权,而成为所有人参与的日常生活方式、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象。

  第二,交通格局的根本变革。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极大缩短了空间距离,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变化。古代旅游或履职动辄耗时数月乃至数年,而现代交通使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大大提高,为旅游活动的频繁开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信息化引导的全面普及。现代旅游受信息技术的全面影响,呈现出可预测性、透明性。过去,人们依靠诗词或传说,如“烟花三月下扬州”或“乌衣巷口夕阳斜”等形成旅游动机;而如今,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信息的丰富使得旅游目的地的特性、服务等预先可知,信息闭塞已成为历史。

  第四,服务需求的显著提升。在景区数量增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服务水平、知名度和体验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品质服务和显著的特色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因素。

  第五,旅游动机的多样化转型。随着物流经济的发达,异地美食的获取变得容易,旅游不再单纯以“吃”为主要目标。如今,人们更加注重旅游中所能提供的综合体验,如文化、艺术、自然和精神愉悦;更加注重与生活质量的关联,满足游客对教育、健康、精神等层面的多重诉求;更加将旅游视为全面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喜欢更鲜明的目的地或主张。

  第六,旅游的分层化与多元化。现代社会收入和偏好的多样性促使旅游形式逐渐分层化和细分化。小众化、主题化和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如AI体验、元宇宙旅游、沉浸式演艺等,这种裂变式发展反映了需求与市场的不断变化与融合。

  第七,旅游的全球化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跨国旅行,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旅游流动。例如,前几年中国年均出境游客数量接近3000万,为目的地国家经济带来显著贡献。

  第八,旅游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拉动消费的核心产业。以支持新疆经济发展为例,吸引游客前往当地旅游,不仅直接增加了消费,还有效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第九,休闲度假游的崛起。无论是乡村度假游还是高端定制游,游客追求更深层次的休闲体验、放松方式,反映了旅游高级发展的主体模式。

  第十,新的内涵和旅游类型正在形成。现代旅游产业已经延伸、分化出全新的产业类型和附加值,如购物游、创业游、短期打工游(与零工经济有关)、婚庆游、研学游、禅休游、探险游、亲子游、候鸟养老游等新样态、新业态、新形势,旅游产业已变成可以自己去“体验”的幸福产业。

标签:旅游;逆旅;客栈
责编:张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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