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伯”字让风波再起
明正德六年进士、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是饶州府安仁县（今江西余江县)人，他一直关注嘉靖皇帝与朝中大臣的“大礼”之争，他也要为新皇帝说话、献计献策了。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桂萼列传》载，桂萼于嘉靖二年十一月上疏皇上，要求将原先的“孝宗皇考”改称为“孝宗伯皇考”。增添一个“伯”字，意义大不相同，区别十分明了，嘉靖皇帝喜出望外，史书上用“心动”二字来表达他当时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嘉靖皇帝立即把桂萼的上疏“下廷臣议决”，沉寂了两年多的“大礼”之争，风波再起，第二回合的后期较量开始了。
桂萼指出：“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桂萼指出了朝廷礼臣们现在的做法已经带来了三方面错误，可谓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关键。
同时，桂萼又设身处地为皇上着想：“切念陛下侍兴国太后，慨兴献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几。”年轻的嘉靖皇帝因为被礼臣们给绑架到认孝宗皇帝为“考”的位置上，这三年来，对自己的亡父兴献帝不能以一个堂堂正正的儿子身份去祭祀，皇帝心里一定是憋屈、委屈得很。所以，桂萼希望嘉靖皇帝快速下诏，“称孝宗曰皇伯考，（自己的父亲）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地之道。”赶快诏告天下，你嘉靖皇帝是“奉祖训入继大统，未尝受孝宗诏为之子。”这样一来，皇上入主朝廷不是为了作为“人后”、而是为了继承皇统就十分明晰了。嘉靖皇帝“大喜”，于嘉靖三年正月“手批议行”。
到了嘉靖三年的三月，桂萼又再次上疏，指出：“自古帝王相传，统为重，嗣为轻。”“陛下之孝其亲，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使考献帝之心可夺，虽加千百字徽称，何益于孝。陛下遂终其身为无父人矣。”帝益大喜。无论如何，皇上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真正父亲，而决不做没有父亲的皇帝。
召命下，“众益骇愕，群起排击”，但已经有了几年皇帝阅历的嘉靖皇帝“不为动”，再也不听礼臣们忽悠了。
正在双方较劲的关键时刻，张璁又再次上疏皇上，赞同桂萼的观点。指出：“陛下遵兄终弟及之训，伦序当立。礼官不思陛下实入继大统之君，而强比与为人后之例，绝献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传之统，致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实俱紊。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此何心也？伏睹圣谕云‘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罔极之思何由得报？’”可见嘉靖皇帝为不能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来认来祭祀，心里是莫大的痛苦。
张璁引用《礼记》中“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指出：“陛下尊为万乘，父子之亲，人不可得而夺之，又可容人之夺之乎？故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若徒增一皇字，则执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议，陛下亦以是满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礼者，必将非笑无已也”。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父亲只有一个，比皇帝名号重加重要。
此时的张、桂二人仍在“留都”南京任职，接到他们的上疏后，“帝益大喜，立召两人赴京”，任命为翰林学士。
二人在赴京途中，阁臣们认为，已经将皇帝的父亲改称“本生皇考”了，希望皇上就不要让张、桂二位进京了。但此时二人已经在半道上，他们不惧怕阁臣们的恐吓阻挠，又在途中快速上疏嘉靖皇帝：“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
嘉靖皇帝更加“心动”，再次下旨，召张、桂二人速速进京。
这时也开始出现一些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主动为年轻的嘉靖皇帝分忧者，他们绝不是为了拍嘉靖皇帝的马屁，而是依《礼》据理，同朝廷中的礼臣们进行理论上的辩驳，形势对嘉靖皇帝愈来愈有利了。当时为嘉靖皇帝出谋划策、从学术理论上提供依据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等人。
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方献夫列传》，方献夫在上疏中引用《礼经•丧服传》内容指出，族中只有“支子”可以过继给别人作为“人后”，现在兴献帝只是生了嘉靖皇帝一个儿子，别无支庶，如果让嘉靖皇帝去做了孝宗皇帝的儿子，使兴献帝绝后，这不符合人情。并且，如果是“为人后”，作为父亲的一定要在生前就立这个人为自己的儿子，这个“为人后”的儿子也曾侍奉过这个父亲，这样，在这个父亲去世后，这个儿子理应为他穿孝服守孝。现在的情况是，孝宗皇帝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武宗皇帝朱厚照，生前也没有把嘉靖皇帝朱厚熜作为他的儿子来对待，嘉靖皇帝更没有为孝宗皇帝守丧三年。嘉靖皇帝从来没有当过孝宗皇帝的儿子，现在逼他强行称呼孝宗皇帝为“考”，这也是名实不符的！朝廷中那些礼官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礼经》教义。
针对礼官用宋仁宗与宋英宗的关系来类比明孝宗与嘉靖皇帝的关系，方献夫指出：宋仁宗曾经养育宋英宗于宫中，已经是事实上的父子关系；而明孝宗从来没有在宫中养育过嘉靖皇帝，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是：明孝宗有明武宗为儿子，宋仁宗没有儿子。当年宋朝的濮王还有其他儿子，所以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宋仁宗，没有造成自己绝后无子，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帝只有嘉靖皇帝一个儿子，别无他子，这是第三点不同。由此得出结论：礼官用宋代濮王之事来比喻今日兴献帝一事，是混淆史实，他们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类比性。
方献夫接着指出：明孝宗有明武宗继承皇位，明武宗有嘉靖皇帝继承皇位，“是不绝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实为有后也”。嘉靖皇帝接武宗的皇位，明朝的皇统已经得到了传承，江山社稷仍然是朱姓在坐庄。方献夫反诘那些礼官们：明武宗君临天下十六年，如果是不忍心孝宗“无后”，现在不让嘉靖皇帝接武宗的皇位，难道就忍心让武宗“无后”吗？这是“不通之说也”。如果按照礼官的做法，就会变成“兴献帝当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当父也，而强称为父；武宗当继也，而不得继”，这是“一举而三失”，完全行不通。
方献夫认为，古往以来，还没有见过“无父之国”，当年瞽瞍杀人，舜帝“窃负而逃”，可见父亲在古圣贤眼中多么重要。如果让嘉靖皇帝“舍其父而有天下”，他的良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他提醒嘉靖皇帝，“当继统而不继嗣”，“继统”是“天下之公，三王之道”；“继嗣”是“一人之私，后世之事”。方献夫希望嘉靖皇帝对之前的称谓进行修正，“复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
方献夫的奏折写好后，发现廷臣们正在一个劲地排斥异议，朝廷已经形成截然对立的严峻局面，“惧不敢上”，后来被桂萼知道后，将他的奏折与席书的奏折一道呈给了嘉靖皇帝。“帝大喜，立下廷议”。
那些廷臣们知道后，把方献夫视为奸邪，不与他来往，“献夫乃杜门乞假”，吓得不敢公开露面。方献夫的出现说明，当时在京的廷臣们意见也并不是一边倒。好在嘉靖皇帝已经把张璁、桂萼召到北京，任命为翰林学士了，现在又把方献夫由吏部员外郎一职调升为侍讲学士，靠自己身边更近一点。
席书向嘉靖皇帝“献议”，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别立祭庙于皇宫大内，岁时祭祀太庙后，再对兴献帝以天子之礼举行祭祀，“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将太庙与父皇兴献帝庙分设分祭，不失为两全之计。
按照明朝《祖训》，“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嗣位者实质是为了“继统”，而不是为了“继嗣”。席书进一步帮嘉靖皇帝理顺人物关系：“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对于父亲兴献皇帝，嘉靖皇帝可以采取“奉神主”而别立“祢室”的办法，这样可以做到“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
嘉靖皇帝看了席书的上疏后，“大喜，趣召入对”。席书后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
黄宗明在上疏中，直接替嘉靖皇帝拟好了诏文：“朕以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侄，兴献帝之子，遵太祖兄终弟及之文，奉武宗伦序当立之诏，入承大统，非与为人后者也。前者未及详稽，遽诏天下，尊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别加本生之称，朕深用悔艾。今当明父子大伦，继统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此万世通礼。尔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朕共明大伦于天下。”黄宗明希望嘉靖皇帝在诏书中，说明以前用“本生”二字是不准确、不妥当的。黄宗明还为嘉靖皇帝鼓劲，让皇帝树立信心，认为，如果皇帝将他拟定的诏书发布全国，“在朝百工”一定是“感泣而奉诏”，“天下百姓”一定是“感泣而奉诏”，朝野一致为皇帝点赞。
嘉靖皇帝在看了黄宗明的上疏后，又“大悦，卒如其言”。不久，黄宗明出任吉安知府，迁福建盐运使。
黄绾于嘉靖三年二月上疏指出：“武宗承孝宗之统十有六年，今复以陛下为孝宗之子，继孝宗之统，则武宗不应有庙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绝孝宗也。由是，使兴献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绝兴献帝也。不几于三纲沦，九法斁哉！”黄绾将“礼臣”们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危害性讲得更加透彻，礼臣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会造成“三纲”沦丧，还会造成“九法”解除。
嘉靖皇帝在接到上疏后，又“大喜，下之所司”，让有关部门继续讨论研究。黄绾后来升迁为南京刑部员外郎、擢光禄少卿。
“大礼”争议风波再度掀起，此时，有一个人坐不住、呆不下去了，他就是杨廷和。杨廷和也意识到，张、桂等人说得有道理，所以，于当年二月就“致仕”，要求退休回家，嘉靖皇帝当然允准。
嘉靖三年四月，嘉靖皇帝下诏，将自己的母亲“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追尊自己的父亲“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朝廷反对声不断，其中编修邹守益坚决反对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帝“称考立庙”，修撰吕柟又言“大礼未正”，结果都被关进锦衣卫大狱。于此同时，嘉靖皇帝派人去安陆“迎献皇帝神主”即牌位到北京，在“祢庙”中供奉。
到了秋七月乙亥，嘉靖皇帝正式“更定”父母亲尊号，彻底去掉“本生”二字。至此，经过第二回合下半场的理论再探讨、再深入，年轻的嘉靖皇帝在张、桂、方、席、黄等大臣的鼎力襄助下，思路更加明晰，论据更加充分有力，终于在自己身份的回归及父母亲名号定性方面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明显效果，取得了第二回合的完全胜利。但是，那些廷臣们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群臣“伏阙固争”遭杖杀谪戍
嘉靖三年秋七月戊寅，以礼臣为代表的那些廷臣们实在忍不住了，他们不顾皇帝颜面，也不顾生家性命，集体“伏阙固争”，君臣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激化。
据《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列传》，自从“大礼”议起以来，皇帝已经尊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继又改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当时在吏部任侍郎一职的何孟春向皇帝“发十三难”以辩折，可谓是对嘉靖皇帝口诛笔伐了。此时，连“本生”二字也不用了，并且称孝宗皇帝为“伯考”，朝廷中的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是各具疏争论，对皇帝的圣旨“并留中不下”，不向下传达，“群情益汹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这天，朝会刚散，何孟春就向大臣们倡言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依照以往做法，集体对皇上进行哭谏。
修撰杨慎又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冲等竟动手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对大家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
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人复相号召，大家激动得“嗷嗷”叫，要向嘉靖皇帝及其支持者亮底牌，誓死也不同意皇帝那样做。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只见众大臣一个接着一个，“俱跪伏左顺门”，金水桥南，顿时黑压压一大片。这些大臣们平素都在朝中共事，是地地道道的“廷臣”，是皇帝身边的人，但为了“大礼”一事，好像统一了口径，一心要与新皇帝过不去；今天又象着了魔似的，都豁出去了，做起了出格事。
在这些伏阙跪拜的人群中，九卿中有尚书、侍郎、都御史、寺卿、通政、少卿、府丞、通政参议、寺臣等职位官员23人，翰林中有掌詹事府侍郎、学士、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职位官员22人，给事中有21人，御史中有30人，诸司郎官中有吏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12人，户部郎中、员外郎、司务、检校36人，礼部则有郎中、员外郎、主事12人，兵部则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20人，刑部则有郎中、员外郎、主事27人，工部则有郎中、员外郎、主事15人，大理寺则有寺正、寺副、评事11人，总计229人。
嘉靖皇帝闻说有这么多大臣跪在那里，立即命令“司礼中官”去做大家思想工作，劝谕撤退，不要聚众闹事。但众大臣都铁了心了，回答说：“必得俞旨乃敢退。”意思是说，皇帝不重新下旨改正错误做法，他们就坚决不撤退。
自辰时到午时，那些大臣们已经跪四五个小时下来了，人群中有许多人放声大哭起来。嘉靖皇帝几番派人“再传谕”，这帮大臣们就是跪伏不起。
面对这种局面，嘉靖皇帝“大怒”，再也不能容忍了，下令动用锦衣卫力量，先将为首闹事的抓走了8个，关进了锦衣卫大牢，来个杀鸡儆猴，同时强行将这帮跪着的大臣们赶散。
谁知正在这时，翰林院检讨杨慎、王元正二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廷”。顿时，200多位大臣哭声一片，好像受到了莫大委屈。
此时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刚进宫时的少年郎了，而是经过三年皇帝生涯历练的18岁小伙子，并且他已经有了张熜、桂萼等人的理论作支撑，心中有了底气和主张，还怕这帮大臣们翻天造反不成？况且，这也是关系到他在朝廷大臣中皇帝威信与尊严，甚至于关系到他的皇帝位置能不能坐稳的问题。既然事态已经扩大，并且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帝与朝廷声誉，并且极易引起社会动荡骚乱，于是下令，动用锦衣卫力量，将现场五品以上参与闹事的官员计134人全部关进锦衣卫大牢。下午三点多，将员外郎马理、给事中张原等押到朝堂“廷杖”，当场打死，御使胡琼也“受杖卒”。
第二天，翰林院编修王相等18人“俱杖死”。据《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刘济列传》，这些在金水桥边伏哭左顺门的大臣被抓进锦衣卫监狱后，统统“受杖阙廷”，并且有的人还不止一次遭受皮肉之苦，“越十二日再杖”，后来有些人因伤势太重而相继死去。户部郎中杨淮是无锡人，“伏阙受杖”一个多月就病死家中，他“囊无一物”，两袖清风，“家人卖屋以敛”，结局凄惨。杨慎、王元正及学士丰熙等在遭到棍棒毒打之后，又被谪戍发配到辽东等边外地区，有的人死于谪戍场所，再也没有回来。
朝廷根据情节轻重，对那些活着而又没有发配到外地的人，又分别给予“停俸四月”、“夺俸”、“受杖夺俸”、“夺俸三月”等处罚，有的两次受杖后，被“斥为民”、“除名”罢官。
在给伏阙固争的大臣们严惩杖杀后，嘉靖皇帝向全国发布通令，指出：“朕嗣承大统，祇奉宗庙，尊崇大礼，自出朕心。何孟春等毁君害政，变乱是非。……”对廷臣跪伏左顺门事件进行了彻底否定，告白天下。
到了嘉靖三年九月丙寅，嘉靖皇帝再次下诏，称明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自己的父亲、献皇帝为“皇考”，自己的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丙子，正式诏告天下。嘉靖皇帝在少数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取得了第三回合的完全胜利。
嘉靖三年冬，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一场达三年多的“大礼”之争终于尘埃落定，以年轻的嘉靖皇帝完胜而收场。
对张璁、李萼等人，“举朝士大夫咸切齿”，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对嘉靖皇帝“廷杖”众臣，当时也曾有人站出来反对。但正处于火头上的嘉靖皇帝，一方面重用张璁等人，一方面对那些非议者也同样给予惩罚。
在朝廷发生伏阙争“大礼”、大臣皆得罪时，御史郭楠正在云南巡抚，听说后，驰疏嘉靖皇帝说：“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阙呼号，或榜掠殒身，或间关谪戍，不意圣明之朝而忠良获罪若此。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家，庶以收人心，全君臣之义。”嘉靖皇帝接到郭楠的上疏后，“大怒”；等到他回到北京，“复廷杖之，削其籍”，把郭楠也痛打一顿，并罢了他的官。
吏部右侍郎胡世宁在家服丧，闻说廷臣伏阙争“大礼”，有被杖死者，就驰疏嘉靖皇帝，认为“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体羸弱者辄斃”，这种事情传之天下，书之史册，人们会说皇帝在金銮殿用鞭杖扑打刑辱士夫，这不是光大圣德的做法。
但此时的嘉靖皇帝是脾气大、肝火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经过三、四年的立案、审案、结案，到嘉靖七年夏四月，嘉靖皇帝才完成“定议礼诸臣罪，追削杨廷和等籍”的事件后续处理。大学士杨廷和虽然致仕退休了，也被拉回来清算，剥夺了他的官职，取消了他的一切政治经济待遇。
嘉靖四年夏五月，嘉靖皇帝在扫除了绊脚石后，在京城另作世庙来祭祀父皇；秋七月，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尊章圣皇太后为“章圣慈仁皇太后”，诏告天下。到了嘉靖十五年冬十月，又“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到了嘉靖十七年九月，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庙，跻武宗上。”朱棣原称“明太宗”，后来被嘉靖皇帝改为“明成祖”。至此，嘉靖皇帝彻底完成了他由原来的皇室“小宗”而成为“大宗”的华丽蝶变。
读者也许纳闷，那些伏阙固争的廷臣们即便遭受“廷杖”，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受重伤直至被打死呢？这与明武宗时期的大宦官刘瑾当年所作所为有关。
当时一些受过廷杖的正直大臣不惧生命危险，抱病对嘉靖皇帝给士大夫用刑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四《林俊列传》记载，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林俊曾数争“大礼”，与杨廷和的意见一致。嘉靖四年秋，林俊被廷杖后在家养伤，抱病向嘉靖皇帝上疏言事，指出：“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时，臣见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氊叠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刘）瑾窃权，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见成化、弘治时，惟叛逆、妖言、劫盗下诏狱，始命打问，他犯但言送问而已。今一概打问，亦非故事。自去岁旧臣斥逐殆尽，朝署为空。乞圣明留念，既去者礼致，未去者尉留。硕德重望如罗钦顺、王守仁、吕柟、鲁铎辈，宜列置左右。”
林俊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老臣，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如果廷杖大臣，允许用棉衣皮毯等裹住、垫住身体，不是要把有问题的大臣皮肤打烂或致死，可是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窃权时规定，把受罚大臣的衣服要全脱掉，所以遭廷杖的大臣被当场打死或受重伤的情况多了起来。再者，以前大臣犯错，都被抓进“诏狱”，即皇帝直接掌管、专门用来关押九卿、郡守一级有罪官员的地方，而此番却把伏阙固争的大臣全部关进锦衣卫大牢，上刑的力度大大增加，所以死伤人数那么多，致使“朝署为空”，朝廷机关一下子没有人来上班，中央政府机关几乎面临无人上班、政事“停摆”状态。
由于受“礼臣”们死搬教条的束缚，年轻的嘉靖皇帝从一开始踏进京城大门起，就受到名分上的不公正对待，心中长期遭受压抑。在这场“大礼”之争的最后阶段，又出现那么多廷臣不辩是非，伏阙固争，集中闹事。经再三劝喻，那些闹事的大臣仍然不收手，还又哭又闹，太有失体统了，嘉靖皇帝不得不采取铁腕手法，使出皇帝龙威，动用国家机器力量，以维护朝纲稳定、江山社稷永固。但是，对如此众多的大臣施行廷杖，并且是朝死里打，也似乎“生猛”了点吧？
2020年9月24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