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31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因为去年九月在“积水池”（即积水潭）渔钓，不慎舟覆落水，淹个半死，虽被救起，但已“不豫”染疴，不到半年时间，就走到了生命尽头。可能是纵欲过度还是先天不育等原因，朱厚照竟然没有子嗣，生前也没有领养一个同宗男丁来延续香火，以便将来继承皇位。壮年离世，对朱厚照个人而言，是可悲可惜可叹的，但对于朱明王朝的政权而言，由谁来接班当皇帝，倒成了一大难题。也正因为如此，引发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一次旷日持久的“大礼”之争。
嘉靖皇帝伤心落泪
据《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记载，明武宗曾“遗诏，召兴献王长子嗣位”。接替皇位的是朱厚照的堂弟弟、年仅15岁的朱厚熜，即后来的明世宗嘉靖皇帝。
明武宗的“遗诏”内容，实际上是由祖母慈寿皇太后与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共同“定策”的，因为在朱氏皇家一脉的后生中，只有朱厚熜最符合接班标准。朱厚照与朱厚熜都是明宪宗的孙子辈，他们俩是堂兄弟，辈分一样，只是朱厚照的父亲是明孝宗，而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地方诸侯“兴献王”。兴献王的封地治所在“安陆”即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境内。
正因为是堂弟来接堂兄的皇位，15岁的朱厚熜在踏进京城大门那一刻，就出现了自己是来继承“皇统”还是来继承“嗣统”、以及自己的亲生父母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名号问题。朝廷中，一场君臣“大礼”之争伴随着新皇帝的到任，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方是那些在朝廷任职的“礼臣”及其他廷臣们，一方是势单力薄的年轻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第一个回合较量中，嘉靖皇帝是孤身作战，含泪登基，被廷臣们所左右；在第二个回合中，嘉靖皇帝有了张璁、桂萼等大臣的先后加盟助阵，不断得到学术理论支撑，先后两次在文字和历史文献研究上实现重大突破，使嘉靖皇帝及其父母的名分得以合理确定；在第三个回合，血气方刚的嘉靖皇帝不得不大开杀戒，诸多廷臣被杖杀流放罢免，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结束了这场“大礼”之争。
据《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一》记载，明武宗病逝后，朝廷就派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等，来到安陆迎请朱厚熜到北京接任皇位。朱厚熜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13岁时，父亲兴献王就去世了，他是以“世子”身份主政封国，正德十六年他才15岁。
告别封国诸侯王的生涯来到了京城，少年朱厚熜是踌躇满志还是忐忑不安，估计两者皆有，但当朝廷“礼官”让朱厚熜“如皇太子即位礼”时，即让他按照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太子身份来即皇位时，朱厚熜一听就懞了，觉得是不是弄错了吧？哪有这等做法？就对长史袁宗皋说：“皇上的遗诏是让我来继嗣皇帝位置的，不是来当皇子的。”这话说得很清楚了，皇帝位置再重要，但关系不能乱。
正在这时，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出来说话了，坚持请朱厚熜“如礼臣所具礼仪”行事，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
朱厚熜虽然只有15岁，但脑子很清楚，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是他父亲朱祐杬的儿子。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慈寿皇太后出面了，她以前辈的身份来劝说动员群臣“上笺劝进”，希望朱厚熜以国家利益为重，国不可一日无君，不要在乎个人的得失。在老长辈和众礼臣的劝说安慰解释下，年轻的朱厚熜只好带着疑惑与在原则问题上的不让步，暂且在奉天殿登基即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就这样，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诞生了，他就是嘉靖皇帝。
虽然走完了登基当皇帝的程序，但嘉靖皇帝对礼臣们强迫他接受明孝宗为“父考”、改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提议坚决不同意，一点也不含糊、不松口。
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杬虽然生了两男四女，但只有嘉靖皇帝一个儿子成活。现在虽然自己当上了皇帝，孝顺的嘉靖皇帝怎么能够不认自己的父母呢！他还要按照祖宗惯例，给自己的父亲追加皇帝称号。在给予父亲以什么样的称号问题上，礼臣们又与嘉靖皇帝意见不一，“廷臣持之，议三上三却”，可见朝廷大臣根本不把新上任的嘉靖皇帝放在眼里。
就这样，嘉靖皇帝朱厚熜一上任，就与朝中习惯势力、尤其是以杨廷和为首的礼仪大臣们杠上了。当时，“举朝翕然同声”，即朝廷大臣基本上是一个声音，支持杨廷和等礼臣的意见。形势对年轻的嘉靖皇帝极为不利。
在君臣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嘉靖皇帝的母亲“献王妃”正在被人接到北京，现在已经到了京郊通州了。听说朝廷“尊称礼未定”，嘉靖皇帝的母亲就停下了脚步，不肯进京，她不愿意给刚刚上任的儿子添乱。献王妃在稍事休息后，坚决要求打道回府，回到湖南自己原来的家中。
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到北方，舟车劳顿，又没有得到好好休息，自己又没有权擅自去见见母亲，这皇帝当得真窝囊！史书上记载：“帝闻而泣，欲避位归藩”。可怜年轻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流下了伤心难过的泪水。一气之下，准备不当这个受罪皇帝了，他要回到安陆去当他的藩王，在那方土地上，一切他说了算，还可以母子团圆，享受天伦之乐。
新科进士力挺新任皇帝
正在嘉靖皇帝十分痛苦的关头，终于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浙江永嘉人、新科进士张璁。
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张璁列传》，张璁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去世那一年，以四十七岁高龄考取进士，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分配工作，只是在朝廷四部中“观政”见习。恰逢新任皇帝嘉靖上任就遇到“大礼”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热议，张璁觉得朝廷礼臣的做法有问题，是对新皇帝的不恭，是与传统礼仪文化有相悖的地方。他向朝廷上疏，从孝道文化入手，从学术理论角度支持嘉靖皇帝。
张璁在上疏中指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廷议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汉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故师丹、司马光之论行于彼一时则可。今武宗无嗣，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那些礼臣们之所以要让嘉靖皇帝那样做，他们是拿汉代的汉哀帝与汉成帝关系、宋代的宋英宗与宋仁宗关系来比况说事，但张璁指出，汉哀帝与宋英宗虽然不是汉成帝、宋仁宗的亲生儿子，但他们都是老皇帝在生前就立为子嗣、养在宫中的，嘉靖皇帝与明孝宗的关系与他们没有任何相同可比之处，礼臣以此来要求嘉靖皇帝是毫无历史依据、也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和孝文化严重不符。
张璁又指出：“《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圣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绝其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得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张璁提醒嘉靖皇帝，你是来继承“皇统”的，而不是来继承某个个人的“嗣统”的。他建议嘉靖皇帝：“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新任皇帝得到新科进士的上疏，“大喜”，高兴地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
谁知“廷臣大怪骇，交起击之”。其中尤以礼官毛澄等最烈。他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新皇帝应该以太子的身份来即皇位，反对给嘉靖皇帝的亲生父母上尊号。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嘉靖皇帝的母亲刚好已经到了京郊通州了，后来听说朝廷大臣与自己的儿子意见还没有统一，为顾全大局，就又返回湖北钟祥了。
正在新皇帝痛苦流泪、张璁的上疏内容又被廷臣们议决未通过时，张璁再次发力，为皇帝出主意，写了一本《大礼或问》小册子呈给嘉靖，以作工作指南，回答了许多关于礼的细节问题。
嘉靖皇帝拿到这本小册子，如获至宝，对那些礼官们的上疏予以一一驳斥。年轻的小皇帝，此刻可能真的是感受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的含义了。而张璁虽然四十七岁才考取进士，可谓大器晚成，现在他的学问正好派上了用场，他要在新皇帝面前认真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正是在张璁的智力支持下，双方开始各让一步，“廷臣不得已”通过合议，到了正德十六年的冬十月，在坚持仍然让新皇帝尊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的前提下，追赠新皇帝朱厚熜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母亲由王妃升格为“本生母兴献帝后”，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父亲由“王”升格为“帝”、母亲由“王妃”升格为“帝后”，朱厚熜总算为父母尽了孝道，母亲才得以“兴献皇后”的身份再次从安陆出发，来到了北京，与皇帝儿子团聚。嘉靖皇帝与礼臣们的第二回合前期较量，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朝廷礼臣们挖空心思，用“本生”二字加在皇帝的亲生父亲母亲头上，让皇上的亲生父亲由“王”变成了“帝”，母亲由“王妃”变成了“帝后”，表面上看是升格了，但问题的根本关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在古汉语中，“考”通“㛈”，指已亡父亲，“皇考”即“皇㛈”。礼臣们让新皇帝尊称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实际上还是剥夺了新皇帝与亲生父亲朱祐杬的血缘关系，还是没有将新皇帝视为是对“皇统”的继承，而是当作为是明孝宗“嗣统”的继承，仍然把新皇帝当成了孝宗皇帝的儿子。但第二回合目前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新皇帝朱厚熜终于让自己的亲生父亲跻身“皇帝”行列，并且又有“本生”二字在加注说明。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嘉靖皇帝正式向全国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称自己的父母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帝后”，冠以“本生”二字以示区别。
嘉靖皇帝在第二回合前期较量中，还是被礼臣们给蒙骗忽悠住了，但他又找不出足够的理论依据来继续驳斥，自己虽然是皇帝，但在个人问题上却势单力薄，光靠一个新科进士张璁是远远不够的。
一直到嘉靖二年年底和嘉靖三年的初春，转机又开始出现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