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人研究中国，细致深入；中国人谈日本，浮浅表面。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对错，有无道理，而不争的事实是，日本人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的研究解读，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南辕北辙望文生义者，也有过度解读隔靴搔痒者；但，毋庸讳言，也的确有不少扎实有理高屋建瓴眼光独到者，更有不少见微知著别开生面者，日本森正夫等六位学者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称不上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却以其认真、深入而令人印象深刻。
江南的研究很热，三角洲的研究很受关注，热在于她的经济活跃，她的科技跃升，她的治理架构，她的文化魅力，她的示范作用，她的辐射能力，甚至在国家层面上就三角洲地区也已经有了联动机制，旨在推动这一区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森正夫等六位日本学者有感于江南三角洲在中国乃至在东亚的独特地位，他们把这一区域与东京周边进行比对，他们更感于仅仅局限在文献资料上搜求爬梳的掣肘，难以更深入地解读感受这一地域的现实律动与生机勃勃。于是乎，他们联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更与三角洲地区有关行政机构接洽联络，到长江三角洲选点蹲点，深入考察，看《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的序章，既感慨于东瀛学者的认真踏实，也对他们如此事无巨细的一一记录不无厌烦。森正夫等人限定他们所研究的三角洲范围，北抵长江南岸，南到湖州、嘉兴，西到镇江、金坛，东到东海岸边，东西距离约220公里，南北距离在140公里，在历史上则包含了明清时期的镇江府、常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兴府等。森正夫提到了费孝通、邹逸麟、樊树志等人的研究，也提到了江苏的范金民、朱通华等，他制表罗列了寻访有关地方的详细情况，给人以累赘拖沓照单全收之感。
《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的开篇是海津正伦的《中国江南三角洲的地貌形成与市镇的分布》，海津正伦不提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不说伍子胥与范蠡文种，他提到在南方“镇”的由来，江南三角洲的地貌，三角洲形成的有关前人研究，江南三角洲的沉积物及其年代与文化遗址分布，此一地域之内的地貌变化、市镇的分布与地形环境，他以明清时期苏州府、松江府的市镇数量变化数据来说明这一区域的经济嬗变。与海津正伦这一较为枯燥乏味的研究相比，森正夫的《朱家角镇史略》就显得较为清新好读，引人入胜。森正夫研究朱家角镇特别提到了费孝通在40年前刊发在《江海学刊》上的《小城镇 大问题》，他对当时朱家角镇镇长的访谈，明清时期的朱家角镇基本情况，森正夫主要依据《珠里小志》《青浦县志》进行生动详实的勾勒描绘，因为棉花交易而兴盛的小镇，被多人以陈金浩的《衢歌》所刻画的朱家角：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珠街阁就是朱家角。太平天国时期与近代以来的朱家角镇的跌宕起伏，这里的米市兴盛引起了森正夫的强烈兴趣，他有一“青浦县十九世纪后期创业的定期班船一览”，总计有58班，每一班次的起点、终点、经过地点、船舶种类、创始时间、经营主体与往返次数，森正夫都一一列举，锱铢必较。
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的镇董》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聚焦“镇董”这一群体，辨析镇董与生员的关系，顾炎武的《生员论》，稻田清一特别以茅盾的祖父为例说明这一阶层的经济基础、主要工作、管辖区域及其起源，从而得出结论：从嘉庆年间的1800年前后起，镇董制在江南地区已经确定下来。所谓镇董制，就是指由市镇内居住的生员阶层中有能力且有意愿者担任镇董的体制，他们在接受官府资助的同时，利用“商捐”“茶捐”等与市镇密切相关的财源，以市镇的街市区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为对象，开展水利、救济等各种事业，且该体制并非只囿于一两个例外的市镇，而是覆盖到全县范围。高桥芳郎则以朱家角镇为例，来解读审视“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林上的研究题目是上海市周边地区聚落系统的空间结构，聚落的层次性，聚落的分布模式，行政区域的规模与形状，聚落的人口规模和形态，聚落系统的空间模型，他特别提到了汽车大众化与聚落形态的改变问题。石原润依据《全国主要集市名册》，研究了苏州市及周边地区集市的状况，这些研究虽然都是依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情况而展开，但这些东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深入精神，还是给人以启迪与借鉴。
江南往往给人以诗意的想象，而现实的江南经济的江南，我们往往流于表面，大而化之，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侧面的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