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城东南的大中桥，从名字到外形都无甚特别之处。然而这座桥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数次鼎革之际的风云变幻，更与几位坚贞不屈的先贤联系在了一起。桥下的河水流淌千年，也仿佛历史长河的缩影。
一
外地的朋友来到这里，也许会觉得大中桥下就是“十里秦淮”吧，毕竟此地离夫子庙、白鹭洲等著名景点不远。然而，这并不准确。我们不妨看看朱自清、俞平伯两位名家，在他俩同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是怎么说的。朱先生曰，“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俞先生曰，“渐荡出大中桥了。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没错，大中桥离真正的“秦淮河”还有一点距离，真正流经其下的，是青溪。
▲大中桥之西侧喇叭口
青溪，也写作“清溪”，据《建康实录》卷二记载，“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冬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孙权定都建业后，建太初宫。因宫东侧无险可守，便从钟山引水，在城东修筑护城河，即为青溪由来。现今，在明故宫以东，南京博物院以西，尚有一条清溪路。青溪曾经蜿蜒九曲，北接潮沟，南入秦淮。夫子庙附近的淮清桥，亦得名于两条河流交汇处。
《同治上江两县志》载，“自杨吴筑城，青溪始塞……今诸景并废，故道多湮。”九曲青溪，在杨吴修筑护城濠后，多处淤塞乃至消失。清朝诗人陈文述叹曰，“八流都塞尽，一曲见南朝”。
杨吴，又称南吴，是五代十国政权之一，为唐末藩镇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割据建立，仅存在35年就被南唐取代，但杨吴—南唐对南京城的建设一以贯之。南京作为杨吴的西都，由大将徐温（即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养父）镇守。徐温沿城周开濠，作为江宁府城东城墙外的护城河，当时叫护龙河，后世称杨吴城濠。城濠工程巨大，濠深一丈五尺、阔三十丈，打通运渎、青溪与秦淮河诸水，为今日南京城内水系的形成打下基础。文史学家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考证，“及南唐城金陵，青溪遂分为二：其一自竺桥而南，至白下桥入淮，引为城壕。”所以，杨吴城濠最确凿的河道，是今竺桥—逸仙桥（玄津桥）—复成桥—大中桥一段。
二
了解过桥下之水，我们回到桥本身。上文提及的“白下桥”，就是大中桥。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设金陵县，城邑在白石山下的“白下村”，“白下”一词也成为了地名。所谓白石山，即今幕府山，因盛产白云石等矿藏得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更金陵县为白下县。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白下县治迁冶城东。
唐代，今大中桥附近建有白下亭（具体位置在今申家巷），与城西的劳劳亭一样，都是唐人饮酒送别之所。李白就在《金陵白下亭留别》中写道，“驿亭三杨村，正当白下门。”在《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中又云，“小子别金陵，来自白下亭。”
及至杨吴年间，在东门外初建白下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载“有桥跨濠而处东门之外”，朱偰先生亦考证：“（南唐）东门以白下桥为限，即今大中桥。”杨吴的这座白下桥虽为木桥，却是陆路要冲。南宋建康府观察推官刘叔向的《重建白下桥记》载，“白下一桥，当江浙诸郡往来之冲，不惟士夫民牧所必经行，而日饮万马于秦淮。旬给诸屯之粮饷，舍此无他道。”同时，杨吴将本在东北方向一公里外的白下亭迁至白下桥畔。两处因“白下”得名的景观由此连在一起。
北宋时，白下桥和白下亭仍在。王安石罢相居南京时，也曾在《和叔招不往》一诗中写道“门前秋水可扬舲，有意西寻白下亭。”
▲大中桥之桥面
南宋年间，使用近300年的白下桥“旧架木为之岁久朽蠹，若将压焉”，然而前后几任主事官员却无视百姓修桥的呼声，直到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上元县知县郑缉发现白下桥已为危桥，下定决心重建，并图谋长远，用石料修筑桥桩，变木桥为石桥，“为千百年不朽之利”。人们怀着惊喜和怀疑的心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终仅花费5个月时间就完工。修成之际，“长鲸卧波，飞梁驾虚，材良石坚，天造地设。虽怒涛激湍，疾风甚雨，而过者如登康庄，得大安稳。”同时白下亭也修葺一新，增加三副楹联，气象更加宏阔。
新白下桥建成后，却有迷信的声音提议将桥更名，理由也荒唐，“白下之语不宜于举子”，此提议得到时任江东安抚使兼建康行宫留守司公事李沐的认可，他将白下桥更名为“上春桥”。元朝张铉编纂的《至正金陵新志》记载：“白下桥，一名上春桥，在城东门外，其侧有白下亭。”这个桥名沿用了百余年。有元一代，大中桥附近的水站管船一十九只，马站备马八十八，专供运输物资。
明初，上春桥正式更名为大中桥。《洪武京城图志》载：“大中桥，即古之白下桥也，在通济门里。今名大中桥。”其实，青溪上曾有东出南京城的重要通道青溪大桥、青溪中桥，万历《上元县志》记载：“青溪此处旧有大桥、中桥，故撮名曰大中桥，乃南唐东门桥。当江浙诸郡之卫，饮万马于秦淮，给诸屯馈饷，京都之要卫也。” 后二桥荒废，却在数百年后通过另一种方式留在了历史里。这就是大中桥得名的来历。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把皇城设在杨吴城濠之东，新建的复成、玄津两桥与竺桥、大中桥共同构成连接皇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前三座桥普通民众不得通过，因此大中桥便继续承担着交通枢纽的重任。桥上行人、货物往来通过，桥下船只亦穿梭不绝，运往皇城内的物资多是在大中桥青溪渡、复成桥复成仓渡完成的。
斗转星移，又是几百年倏忽而逝。到了20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南京城内汽车日渐增多，昔日的交通要道大中桥反而因为拱形坡度不利于汽车通行，成为造成拥堵的瓶颈。于是，1980年，改建大中桥为三跨钢筋混凝土平桥，但桥墩仍用旧基。由于此次改建并没有加宽桥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中桥再次成为堵点。1992年3月，大中桥升格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南京市政府扩建大中桥，在保留原桥的基础上，在桥墩两侧另浇注混凝土圆柱，扩建后的桥面宽度达到原来两倍，沿用至今。
三
岁月轮转，无数行人过客路经大中桥，也有几位名垂青史的英雄志士留下足迹。第一位，便是文天祥。
1279年，因为潮州海盗陈懿暗中勾结蒙元，在广东坚持抗元的文天祥猝不及防，于海丰五坡岭被俘。文天祥被押至元军统帅张弘范面前，坚决不跪拜，也拒绝了本为汉人的张弘范劝降，并将手书的《过零丁洋》诗交给张弘范。张弘范感其忠义，令人将文天祥押送大都。
文天祥此行，先沿南北古驿道水路兼程，至江西湖口入长江，到达金陵，再入运河一路向北。他在南京停留了两个多月，先被关押在天庆观（即现在的朝天宫），后在大中桥附近驿站留宿，又被转押至金陵驿。据南宋《景定建康志》记载，“金陵驿，亦名蛇盘驿，在上元县长乐乡蛇盘市”，即今栖霞区马群街道蛇盘社区。因为传言江北有抗元武装准备营救文天祥，元军于是在此羁押文天祥较长时间，等待更多后援。
驻留期间，文天祥写下了《金陵驿》二首。其一，“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其二，“万里金瓯失壮图，衮衣颠倒落泥涂。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颔下须。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民族气节可见一斑。
从金陵走向成仁之路的文天祥或许不会想到，近400年后，再一次面临国破家亡之际，又有一位才学、忠烈均不亚于他的志士，在南京城中英勇就义。
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载，“大中桥一名长春桥，明督师大学士黄道周殉节于此，故又名大忠。”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黄道周为人耿介正直，甚至敢直言上疏指出崇祯帝的过失，故屡遭贬官。谪戍之际，他便潜心著述，教育门生，《明史》赞其“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
▲大中桥之北侧水面
1644年明亡后，南明弘光帝任命黄道周为吏部左侍郎。此时的南明国力衰微，奄奄一息。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定都仅8个月的南京被清军占领。黄道周与郑芝龙等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黄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郑氏集团把控朝政，拥兵自重，无心抗清。黄道周亲自前往江西策划收复失地，募兵反抗。所到之处云集响应，得义军九千余人。然缺钱少粮，屡战屡败，行至婺源时，遭遇埋伏不幸被俘，后被押解至南京。清廷派贰臣洪承畴劝降，黄道周拒绝，并用对联回复，“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令其无比惭愧。
公元1646年4月20日，黄道周和幕僚赖雍、蔡绍瑾、赵士超等一起，在南京从容就义。临刑前，黄道周如文天祥一样留下了绝命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有义士重金敛其遗体回家乡安葬，在其身上发现写有“大明孤臣黄道周”的字条。隆武帝追赠其为文明伯，谥号“忠烈”。百年之后，清乾隆帝追谥“忠端”，并称其为“不愧一代完人”。
然而黄道周真正的就义地点，恐怕不是朱偰所说的大中桥畔。据《明史》载，“（黄道周）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即明故宫的东华门附近。虽然大中桥并非因黄道周得名，其人也非殉节在此，但从“大中”到“大忠”，甚至将黄道周遇害的地点口口相传为大中桥畔，充分反映出南京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四
大中桥几易其名，桥身也屡经整修复建，而这座桥承载过的厚重历史，见证的忠奸之别，值得每一个经过这里的行人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