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于文革之后的“大刀阔斧”办教育与“不拘一格”聘人才，已经成为美谈，成为口碑，载入了高校的史册。仅中文系而言，“右派分子”程千帆、“大叛徒”陈白尘等等，均被他毫无顾忌地礼聘为教授，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匡亚明（左）与陈白尘（右）
作为陈白尘的女儿，我多次读到各路记者争相撰写的有关匡校长“三顾茅庐”的报道，绘声绘色，可圈可点。为了证实与补充其中的细节，我将父亲的日记翻找出来，再次去寻找那段不同凡响的足迹。
那是1978年的夏初，被“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审查了整整10年的父亲，仍然没有摘掉“叛徒”的帽子，以不清不白的身份屈辱地生活着。申诉无望，平反无期，工资被冻结，职务被罢免，只剩下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公民权”。
1978.5.9
下午收玲信，匡亚明同志7日来家中访我，拟约我去南大任中文系主任，大出意外。同来者包括党委副书记共四人，是正式聘请，非私下探询意见。
——这便是匡校长的“一顾茅庐”。
当时父亲正在苏州写剧本，接到母亲自南京发出的家书后，写下了这则简短的日记。“大出意外”，是他当时的真实心情，能不“大出意外”吗？身为“油漆未干”的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于匡亚明校长，他并不陌生，二人之间还有着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交往。——那是1934年，他俩以“难友”的身份相识于苏州反省院。那是一个小到“三步两回头”的双人囚室，不仅没有任何的行动自由，就连同囚者也被不停地调换，以便院方实现其互相监督且又互相提防的目的。
多年来，匡校长的确没有忘记父亲。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我俩被关在一间‘斗室’之中，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铁窗锁不住我们的心。起初，互相不够了解，不敢直接地深谈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在历史故事里我们找到了共鸣点。为了寄托、交流、抒发那满腔的悲愤之情，也为了排遣那与世隔绝的令人窒息的寂寞，我们在谈论历史人物的兴奋中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而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石达开。……白尘同志似乎也很有同感。他说，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石达开的历史剧。果然，他后来出狱不久，就写了《石达开的末路》，之后又写了反映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剧《金田村》，并将《石达开的末路》改写为《石达开》（又名《大渡河》)。当我在解放区看到这些著作时，回想起我们在狱中的那段交往，心中窃喜：‘此公言而有信，朋友之谊深厚！’尽管他写这些戏并不是为了我，但我却不禁把这些戏看成我们患难之交的纪念了。那时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我不时从报刊上得知他在革命戏剧运动中时有建树，快慰之意尝溢于心！”
匡亚明
看来，匡校长是深深念及这段“朋友之谊”的。那是后来——父亲接受了聘请,同意“出山”之后，他们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不怕别人说你是‘招降纳叛’吗？”父亲笑问道。
匡校长大手一挥：“我在自己心里早就给你平过反了！——我不是叛徒，你也不是叛徒！”
这就是他的信任，建立于40多年前的信任；这就是他的立场，一定要拨乱反正的立场。于是他开始“一顾茅庐”了。——日记中标明的时间是1978年的5月7日，距离文革结束仅仅一年半的时光。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有他的蓝图，他有他的愿景。
没隔多久，匡校长“二顾茅庐”了。这天中午父亲刚刚从苏州返回南京，匡校长便急不可待地于当晚匆匆登门了——
1978.5.16
中午11时半到南京。晚匡亚明同志与夫人、公子同来，谈一小时去。说将与许家屯商谈我去南大事。
许家屯是当年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匡校长决定下来的事情，无疑是“无坚不摧”了。
又是一周之后，匡校长终于“三顾茅庐”了——
1978.5.21
上午匡亚明同志来，说已访许家屯，同意我去南大，但要研究方式。匡劝我去信问夏衍同志，争取赴京找中组部早日解决结论问题。
匡校长的焦虑与急迫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父亲，他明白这顶“帽子”的份量，更亲身尝受过平反昭雪所经历的曲折与艰难。一个月之后，父亲去了北京，见到了不少的老朋友：夏衍、阳翰笙、张光年、冯牧……大家都在关心他，都在为他的冤案出谋划策。有人提议去找黄镇，有人提出去见刘复之，也有人直接陪他去拜望了周扬……
那天是6月21日，刘郁民来了。他俩相识于抗战之初，特别是父亲的名著《升官图》在重庆首演，便是由他亲自执导，后来他又将这一剧本带到了延安，使得解放区的观众也得以观赏到这一被称作是中国政治讽刺喜剧的巅峰之作的魅力和风采。刘郁民开门见山，他说申诉一事不要乱兜圈子，他的爱人认识中组部的部长胡耀邦，可以帮忙引见。仅仅两天之后，胡部长即约见父亲于家中见了面。
1978年6月23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晨9时往富强胡同6号访胡部长，极平易近人。归纳他的谈话，主要有三点：1、坚信党，一切冤案一定会平反；七月不行八月，八月不行十月，至迟明年必会搞清。2、安心写作，为人民多留下些好东西，当个部长没什么，写出一部好作品来才真正有用。3、由“一办”审查的档案材料目前仍未转交给中组部，还需等待一段时间。……最后胡部再次叮嘱我：“保重身体，延年益寿，多写好东西！”谈到匡亚明聘我去南大一事，他很赞赏，托我问候。
日记毕竟简单了一些，我将父亲生前对我讲述过的内容补充如下：
富强胡同6号，是坐落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普普通通的四合院，连跨两进院子方是胡耀邦的住房。9点不到，他已经站在窗前等候了。父亲一见，急步跑上前去，而他则抢先迎出房门，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胡耀邦的住房内，空旷而又简陋，不要说装潢之类了，就连日常的家具也普通到了极点。最醒目的是一张单人沙发，主人一进门就将客人让到了这个最中心的位置上，而他自己则随手拖过一把藤椅，像是老朋友般地靠在了父亲的身边。
这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正在为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发出了“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誓言；他更对自己住宅的警卫人员下达了命令：“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准阻拦！”因此父亲拜访胡耀邦，就像是随意来到某个老朋友的家中串门，一切都是那样的轻松和亲切。胡耀邦的性格亦像大家所熟悉的那样，既热情又豪爽，每说一句话，都要不停地抬动自己的身子，就像是光靠语言已经不够表达内心的感受一样。那天他是抓着父亲的手说完那三点意见的，其中尤其强调：“只管安心写作，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父亲后来又向他请示，自己能不能接受匡亚明校长的聘请前去南京大学任教，胡耀邦哈哈大笑起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放心地去教你的书！”
回到南京后，才过了几个月，父亲便收到中国剧协负责人刘厚生的来信。刘是父亲于抗战初期教过的学生，他也一直在关心着老师的平反问题。当天，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收厚生来信，喜出望外！信中抄录了胡耀邦同志的讲话记录：“江苏有个陈白尘，匡亚明同志办了个好事，给他教书。但这个人的帽子还没有摘，我四个月前就批了，有人对我说他确实是个错案。你们（刘注：大约指江苏省委的同志）找几个人证明一下，不就纠正过来了嘛！”
没过多久，这段讲话又在父亲的好友、著名画家郁风的来信中得到了印证。这是父亲当天的日记：
收郁风信，告知：“前天听了传达——胡耀邦同志的一个报告，在谈到要加速处理冤案错案时，他说：‘匡亚明做了件好事，把陈白尘请去主持中文系。他的问题我四个月前就批了，可拖延至今没有办好……’”这与厚生所告一致。
“匡亚明同志办了个好事。”这是胡耀邦部长对匡校长的肯定，也是匡校长从他那里获得的“尚方宝剑”。于是之前与之后的一切，便水到渠成般地顺畅与迅速起来——
1978.8.30
南大送来教师表格嘱填写，是发聘书之准备工作也。
1978.9.3
8时去南大访匡公，说已决定聘我为中文系主任及教授，聘书即发。
1978.9.9
下午南大以车来接，赴中文系召开的欢迎会。校长匡亚明同志、党委书记章德同志，及副校长范存忠同志等出席，连91岁的陈中凡老教授也到场了，令人感动。发言者除匡、范外，还有陈瘦竹、陈中凡等教授十余人。
日记很简单，需要补充的是，在欢迎大会上，父亲表态了：“即使我是一块药渣，也要再挤出点药汁来；即使我是一支蜡烛，也要将两头同时点燃。”颇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之气。匡校长也发言了：“你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如果超不过你，就是你的失败！”颇有些咄咄逼人，却又信心满满。
又过了半个月，匡校长登门来访了——
1978.9.24
匡亚明同志来访，对我寄托甚重，颇惶恐。
能不惶恐吗？直到这时父亲才真正明白了，匡校长之所以执意聘请他来南大，其真实目的——即他亲口所说：“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外国的不说，单就中国而论，鲁迅、茅盾、田汉、老舍、郁达夫、洪深等等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学府吗？”——这个使命如此之庄重，令父亲不敢等闲视之。
父亲郑重其事地别上了那枚红色的校徽，豪情万丈地走马上任了！他理解了匡校长的良苦用心，领会了匡校长的谆谆嘱托，带着一股“新鲜活泼的空气”，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与教书历程。这一年父亲70周岁。
1979.1.23
匡公偕夫人丁莹如同志来访，谈了戏剧研究所及系主任等问题。
这是父亲出任中文系主任后所进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建立一个戏剧研究所，专门培养戏剧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的新生力量；他提议，由自己亲任所长，将系主任的担子交给中青年教师去接任。
那天，他交给匡校长一份精心思考过的名单——被分散在各个教研室中的有关戏曲与戏剧方面的骨干力量：陈中凡教授，他是中国高校中第一个开出《中国古代戏曲史》的学者；钱南扬教授，他是著名戏曲大师吴梅的入室弟子、享誉海内外的宋元南戏专家；吴白匋教授，曾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领导过江苏戏曲改革，并创作和改编过多部戏曲剧本；陈瘦竹教授，对西方戏剧历史及中国话剧运动具有深透的研究，且成果卓著；年轻教师吴新雷、董健，均为陈中凡教授亲自培养的研究生，正年富力强……“如果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研究所，再附上一个小型的实验剧团，则一定能为振兴和发展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他把心中的蓝图，原原本本地捧了出来。
匡校长当即拍案叫好。他是如何表态的，日记中没有记载，但他后来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之后，白尘成了一个教授兼作家即脚踏教育与文艺两条船的人物。这个使他颇为难处的境地是我造成的，因为1978年我邀请他到南京大学任教，主持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工作，并建立了戏剧研究所。不知他是否怨恨过我，但我至今不悔，因为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
陈白尘
很快，这个戏剧研究所（当时叫戏剧研究室）在匡校长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建立起来了，并且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这于该时来说，实属全国的首例。
有了匡校长的不遗余力，父亲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第一件事，便是招收研究生，也正因为此举，让南京大学于全国综合性高校中第一个建立起了戏剧学的博士点。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翻译过来就是：有见解，有灵性，热爱生活，勇于探索。“我们培养出来的必须是有思想的、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剧作家，绝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风雨、单纯追求雕虫小技的编剧匠！”
然而，被他选中的考生，有许多因为外语成绩而落榜了。特别是有一位名叫李龙云的大学生，不仅因为错过了报名的时间，更因为写了一个反映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剧本，遭到错误批判，甚至停发了工资。父亲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尤其是他那反映现实的勇气，于是他亲自去找匡校长“开后门”了——
1979.7.2
下午3时到校，见匡亚明同志。……我在发言中提及中文系研究生的外语考试，致许多人才被排斥在外。匡说，你可以用指导教师身份提出意见，破格参与复试。又说李龙云事已呈报教育部，且已同意补考，但得派人去哈尔滨，与黑龙江大学当面交涉，大喜！
匡校长的态度，是那样的明朗；匡校长的支持，是那样的有力。于是父亲明目张胆地大开“后门”，招进了这名研究生。就像当年匡亚明校长“开后门”聘请“叛徒”陈白尘以及“右派”程千帆等人担任中文系的教授一样，他是坦然的，心中只有“大喜”，只有伯乐选中了千里马之后的欢悦，只有和匡校长心心相印后的由衷感激。
没有匡亚明校长，就没有南京大学于文革之后的崛起，也没有陈白尘于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拼搏。可惜的是，父亲辞世于匡校长之前，没能为他写下一篇发自肺腑的文章；但匡校长却提笔了，为父亲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白尘同志到南京大学以后，虽然工作上困难很多，但他还是在创作上、教学上做出了不少成绩。不仅有好的作品问世，而且经他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引起了戏剧界的关注和好评。最近又听说他接受了国家任务，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我祝他创作、研究双丰收！”
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是父亲担纲戏剧研究所后所干的第二件大事。为此他亲自出马，邀请了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参与意见。夏衍、于伶、葛一虹、赵铭彝、柯灵、石凌鹤等昔日的老友纷纷前来，为重修文革之后的这一首部戏剧史而献计献策。该书的骄傲就在于，它一扫以往的框框条条，给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吹进了新鲜活泼的空气。
作为国家的“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名致实归地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一致的赞赏——不仅荣获了由江苏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更被国家教委授予了全国高等-🔥威尼斯0008Ⅴ优秀教材特等奖，且数十年长期使用，其权威性难以撼动。
匡校长念念不忘父亲的这一贡献，父亲也念念不忘匡校长给予他的全力支持——没有他，就没有当年的戏剧研究所；没有当年的戏剧研究所，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出版，以及李龙云、姚远、赵耀民、胡星亮、陆炜、吕效平、马俊山等等当今剧坛上的英才们的诞生。他们无不来自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的培养，无不来自匡校长那高瞻远瞩的蓝图设计。
……这些便是“三顾茅庐”故事的后续，这些便是胡耀邦部长所说的“匡亚明同志办了个好事”的补充。父亲的日记留下了当年的时光，虽说是星星点点；父亲的墨迹记下了匡校长的汗水，虽说是零零星星。
（作者陈虹，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