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汉代太子太傅疎广公的第几代孙，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四个时段来考察论证。
第一，从汉代的疎广公到晋代的束晳公是多少代？
《汉书》《晋书》均记载了疎（䟱）氏即束氏祖先的辉煌业绩，为我们寻根问祖提供了正史依据，十分珍贵。
（一）《汉书》卷七十一将疎广公与雋不疑、于定国、薛广德、平当、彭宣五人合传。由于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到了宋代，将“疎”字变成了“疏”的异体字，所以后世历史文献中，将“疎广”写成了“疏广”、“疎受”写成了“疏受”、“二疎”写成了“二疏”。
在《汉书》的广公传中，出现的时间节点有二：1.“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注：汉宣帝刘询“地节”三年为公元前67年；皇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2.“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注：此时应为汉宣帝“元康”三年即公元前63年。在这一年，广公与侄子、太子少傅受公讨论“知足”“知止”问题，叔侄二人最后决定：“相随出关，归老故里”，广公向皇帝“上疏乞骸骨”。汉宣帝“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同意他们致仕退休。
“笃老”是指人已经十分衰老、年纪很大的意思。从古代朝廷官员70致仕的退休年龄限定来看，广公应该是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了。据2018年版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第八卷载束星联《丹阳三城束氏源流考》一文，这一年，广公年67岁。这个年龄推断既符合广公因长期辛苦而出现“笃老”特征，也符合还没有到致仕退休年龄的硬杠要求，应该是可信的。有研究资料显示，广公卒于公无前45年。由此推算，广公是在致仕后17年去世的，应该活到84岁了，所以《汉书》载广公、受公叔侄俩“皆以寿终”；由此也可以推算出，广公是出生于公元前129年左右。
又，在安徽枞阳县疏获先生帮助与关心下，我对《南阳疏束氏宗谱（六修）》第二部中有关汉元帝刘奭两次下诏，对太傅疎广和少傅疎受进行褒奖一事进行了认真研读。现将“诰书”内容抄录并标点、简析如下。
第一次“奉天诰命”据称是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全文如下：“奉天承运，曰：朕肤洪眷，御极万民，欲赖群臣辅成国家之治，厥任匪轻，必资公正之贤，乃臻明允□效。咨尔太子太傅疎、少傅疎受，发迹登科，官勤慎，宜加恩宠，以良能，兹特进尔贤大夫锡之，勅命，以为尔荣。於戏，保终如始，固为士之恒规，端志坚守，亦居官之要道，尚加毖懋，以俟游渥。钦哉。汉孝元元年二月初一 行。”
从公元前63年“二疎”离开朝廷到公元前48年皇太子刘奭登基当皇帝，年号为“初元”，已经过去了15年，这时的刘奭已经27岁了。如果说师恩难忘，他当皇帝伊始就下诏褒奖老师，这时的老太傅疎广已经82岁高龄了。但这份诰命文书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诏书中没有出现疎广的全名，只出现一个“疎”字，这是皇帝的诏书不应该犯的错误，亦或是刻写者粗心所致；第二，“贤大夫”不是官职，只是一种口碑，与汉代官制不符，制诰者误将其作为官职来写；第三，“游渥”一词应为“优渥”，指优厚的生活待遇，出自《诗经·小雅·信南山》：“益之以霢霖，既优既渥”；第四，末尾日期用汉元帝刘奭“汉孝元（帝）”来确定，这不符合当时对皇帝的称谓规范，对皇帝加上“孝”字是在皇帝死后，人们给予的谥号评价，如《汉书》中称汉武帝刘彻为“孝武皇帝”，刘奭为“孝元皇帝”，但皇帝在当时下诏书时，不可能自己夸自己“孝”，同时日期以年号为准，刘奭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初元”，因此“汉孝元元年”这种日期是不成立的。
我们再看第二次的“奉天诰命”文书，据称颁发的时间是在“汉孝元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全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诰曰：天命肇兴，百官傅佐，群臣列职，各有攸司。尔太子太傅疎广、少傅疏受，世臣良裔，拔自贤科，夙抱闳才，克胜大受。始应诏而置身廊庙，继循例而侍国藩臬，扈跸宣劳，朕心简在，荐章屡至，恩典宜颁：兹年高耄耋，上疎告归。皇帝赐黄金五十斤，令百官亲送，以昭尚书之德，以荣终身丕承赫奕之休，益笃绵昌之祉，钦哉。汉孝元十五年三月十五 行”。
对于第二道圣旨，其刻写亦有讹错。第一，如果是在公元前34年颁发，此时的疎广公已年届97岁左右了，广公是否还健在，是个疑问。第二，将第一次下诏书时间定在汉元帝刚当上皇帝时，第二次下诏书时间定在15年后即汉元帝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将汉元帝在任上两次给“二疎”褒奖的时间出现在一头一尾，是否可以说明，汉元帝与恩师“二疎”的感情是如此深厚呢？第三，“疎广”“疏受”，刻写出现破绽，同一诏书中，将同姓异写，实属粗糙，留下疑点，说明当时已经出现疎、疏二字通用了。第四，“上疎告归”之“疎”应为“疏”，朝廷有一定地位的大臣向皇帝的呈请称为“上疏”，即“上疏告归”，刻书者不懂这两个字的区别，造成错简；第五，“藩臬”“扈跸”是指随从皇帝出行，“二疎”在朝廷任职期间，汉元帝只是十几岁的储君而已，是否有“扈跸”之举，值得推敲；又，“藩臬”是指藩司和臬司，是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第六，“皇帝赐黄金五十斤”句，将皇帝变成第三人称了，皇帝自称“朕”“寡人”，怎么能自称自己为“皇帝”呢？主要原因是当年的太子现在已经成为皇帝了，所以把当年太子送给“二疎”的五十斤黄金说成了后来成为皇帝的皇帝所送，显然与《汉书》正史记载不符；第七，“令百官亲送”句，是把当年长安街中出现的官民自发的十里“祖道相送”场面给政治化了，一个“令”字，反而把“二疎”高士形象给削弱了；第八，“尚书”是官职，二疎是“太傅”“少傅”，只是广公的曾孙疎孟达当过尚书令、晋代的束晳当过尚书郎。第九，落款时间同样存在问题，汉元帝最后一个年号是“竟宁”，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帝崩于未央宫”。
晚生无意要去甄别这两个诏书的真伪，但事关我们共同祖先“二疎”广公、受公，不得不深思细研。合理的推断是：当年皇帝下的两道褒奖“诰书”这件事是存在的，符合那个时代皇帝经常褒奖大臣的时代特点，也符合“二疎”在汉代的深远影响；广公、受公叔侄俩的子孙们将“诰书”代代相传，但到了明代修家谱时，已经过去了近1500年，千年沧桑变化，战火水涝人祸不断，皇帝诰书原件早已荡然无存，不见踪影；后人只凭口口相传，遥想当年，集思广益，重新拟写复制两份皇帝“诰书”，以表追思仰尊与赞颂之情，这完全是正常的。惜在复制过程中，囿于学识等原因，难免出现讹误现象，但不影响起产生的深远历史意义。
（二）《晋书•束晳列传》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束晳生卒年，但束晳活的寿岁是清楚的：“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束晳在西晋时，官至尚书郎，因身体健康欠佳，不到30岁就辞官回乡，以开馆授徒为生，最后只活了40岁。其出生地、今河北省大名县“束馆镇”即为纪念他而来。其出生年代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辞海·文学分册》“束晳”词条为“？——300年以后”，二是互联网“束晳”词条显示的是公元264年——公元303年；三是来自束晳故里、河北省大名县束晳塑像的介绍：公元261年——公元300年。三者虽然在生卒时限界定上不一，但不影响我们做出判断，我更倾向于束晳故里的研究成果。
（三）广公与晳公相距多少年？以广公出生于公元前129年左右计，晳公出生于公元261年计，两者相距390年。历史上，在河北省大名县束馆镇有纪念束晳的“束公祠”，其中元代张孔孙《重修束公祠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自疎广三百年后而有公，自公殁迄今将千年，而庙食如故，谓非是邦之神不可也”。如果390年减去广公寿岁84年，应为306年，可见元代张孔孙《重修束公祠碑记》中“三百年后而有公”语为非枉。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广公是84岁高寿，与亚圣孟子活的寿岁一样大。
（四）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西汉末年的疎孟达公开始推算。《晋书》明确记载，孟达公是广公的曾孙即第4代孙。孟达公之所以来到河北沙鹿山避难，是因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企图不合，惧遭迫害而逃离长安。如果他已经是在王莽“新”政权里为官，说明孟达公已经为“新”莽政权效劳，也就不存在与“新”皇帝合与不合的问题了。《晋书》中“王莽末”三字应理解为已经实际掌控了刘姓汉家政权的“摄皇帝”王莽所处的西汉政权末期。王莽“新”政权于公元9年建立，我们设定孟达公在这一年“避难”来到沙鹿山，从此过上了“去踈之足”为“束”的隐姓埋名生活，到束晳出生的公元261年，历时250年左右，更何况束晳还有位哥哥束璆。如果从“新”莽政权15年后灭亡的公元24年算起，到束晳出生时间的公元261年，也有237年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数据推算——
如果以25年为一代人计，从公元9年算起，到晳公出生的公元261年，孟达公到晳公的250年左右，应该有10代人左右；加上广公到孟达公4代，去掉孟达公重复计算1代，从广公到晳公，疎氏即束氏应该繁衍了13代左右。如果从公元24年算起，到束晳出生的公元261年，也有237年，繁衍10代人左右也是正常的，也在从广公到晳公的13代人左右范围内。
如果以20年为一代人计，250年左右可以是12代人左右强一点，237年可以是12代人左右弱一点。加上广公到孟达公的4代，减去孟达公重复计算的1代，从广公到晳公，也只有15代左右。
（五）两谱相较后的合理推测。安徽“南阳堂”《南阳疏束氏宗谱（六修）》“南阳郡疏束氏历代渊源世系图”显示，从广公到晳公计20世（代）。丹阳“补经堂”三城《束氏宗谱》“远宗世系图”显示，从广公到晳公只有11世（代）。两谱在这个问题上相差了9代。
两处宗谱都是在前辈祖先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形成的，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否定一方。从目前数据推算情况看，以25年为一代人来推算，无论是从公元9年计还是公元24年计，都在13代人左右范围，“补经堂”《束氏宗谱》似更接近数据推算结论。如果以20年为一代人计，“补经堂”丹阳谱与数据推算相差4代，“南阳堂”谱与数据推算相差5代，也是丹阳谱更接近数据推算结论。
（六）两谱修订起始情况。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始修于元大德六年壬寅即1302年，后历经元至元四年戊寅即1338年、元至正八年戊子即1348年、明永乐十五年丁酉即1417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即1559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即1616年、清同治十年辛未即187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即1900年、民国17年戊辰即1928年九次大修，加上2018年的大修，前后共进行了10次大修，可谓传承有序。
安徽“南阳堂”《南阳疏束氏宗谱》第一次修订时间不清楚，但最早也只能是明代初年。从三修谱中的《钢公房支修序》中可知，桐枞始祖“文二公自洪武初由新安之婺源迁桐城”，说明文二公是元末明初人。通过六修谱可知，“南阳堂”真正修谱是从二修谱开始。根据明万历十七年己丑即1589年“二修谱序（一）”中“自元末迁桐二百余年”句、及束带所作“二修谱序（三）”中“吾族之迁桐也自文二公始，谱略之编也自四世志远公始”句可知，安徽“南阳堂”宗谱修订应该是在明代开始，始修者是文二公的曾孙志远公。三修谱时间是在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即1703年；四修谱是在清嘉庆二年丁己即1797年；五修谱是在清光绪八年壬午即1882年；六修谱第一部是2004年、第二部是2006年、第三部是2009年。“南阳堂”宗谱前后6次大修，亦是传承有序。但二者相较，肇启时间上，“南阳堂”晚于“补经堂”；修谱次数上，“补经堂”又比“南阳堂”多了4次。
鉴于上述思考，虽然两堂同属广公裔孙，但仪征“广德堂”由“补经堂”孽乳繁衍而出，故持广公到晳公为11世（代）之说。
又据山东汶上宗亲束建提供的“二疏堂”《汶邑束氏族谱》资料显示：束晳公是疎广公的第11世孙，“二疏堂”与“补经堂”结论相同。
第二，从晋代的晳公到宋代的振祖公是多少代？
振祖公是丹阳三城束氏的始祖，但在“补经堂”《束氏宗谱》“远宗世系图”与以振祖公为丹阳三城始祖的《江苏丹阳束氏近世系总图》之间，缺少明确的过渡与衔接，换言之，没有出现直接沟通的人物。我们必须仍然依据时代坐标来寻找到最佳最科学的结合点。
（一）振祖公的身世。根据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可知，振祖公于北宋徽宗的大观戊子年即大观二年的1108年被授予五品统领官，“靖康之难”的1126年后，于南宋高宗赵构的“建炎中”，由合肥扈跸赵构南迁，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可以说，振祖公是南宋赵家政权的“开国”功臣。宋高宗赵构的第一个年号为“建炎”，前后用了4年，由此不难得出结论：1127年后，振祖公就离开安徽合肥老家、投身到抗金保宋的战斗行列中去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振祖公于1108年被任命为“五品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武官，如果他那时才20岁，到了1127年，也应该有39岁了；如果他任“五品统领”时25岁，那到1127年也应该有44岁了。所以不难推测，振祖公在合肥老家时，应该有妻室儿女。因宋金对峙，金兵不断南侵，战火不断，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战火纷飞导致背井离乡、亲人音讯隔断阻绝是常有的事。后来振祖公在长江以南的丹阳三城娶赵氏女为妻成家，这在古代纯属正常现象，更何况此时的长江以南是相对稳定的区域。
那么振祖公的父亲或祖父又是谁？安徽“南阳堂”六修谱上指出：振祖公是嘉会公的裔孙。但究竟是几代裔孙？谱系中语焉不详。我们从振祖公“行十六”可以推断，振祖公或是他父亲的第16个儿子，亦或是他同门叔伯兄弟中的排行第16位。如果是他父亲的第16个儿子，按常理推断，应是偏房庶出了。振祖公的父亲或他父亲这一辈的束氏族人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振祖公年龄不大就当上了五品统领官，主要靠他的才干，也不排斥有祖父辈福荫庇护因素存在。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振祖公为振兴束氏门庭、振兴祖宗基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与安徽“南阳堂”《疏束氏宗谱》中的线索。
第一，“补经堂”《束氏宗谱》“远宗世系图”，据束星联《丹阳三城束氏源流考》，是由明成祖朱棣的永乐二年甲申年即1404年春天，由安徽舒城的束四箴公（举人、庄浪知县）以舒城的“宋朝遗留的祖谱”提供的。据舒城宋朝遗留的老谱记载，从始祖疎广公到均甫公为49世。均甫公这一支到了明代初年迁到了安徽舒城。丹阳“补经堂”在修谱时，将这49代谱系予以完整保留，这就是“补经堂”的“远宗世系图”由来。
根据“远宗世系图”，其中第46世的束道公，据“补经堂”《束氏宗谱》南迁二十五世孙束铭公《束氏源流考》一文，明确束道公为南宋人物。再向前寻找，获知45世为贵七公，44世为秀公、庄公，43世为元嚞公（嚞，音zhé，同“哲”）。
44世的束庄公为北宋人，曾任万州知州。那么，45世的贵七公应该是介于两宋之间的人物了，其时代坐标与振祖公所处时代一致。
如果依“补经堂”的“远宗世系图”来推算，从晋代的晳公到贵七公为35世（代）、从汉代的广公到贵七公应为45（世）代。如果贵七公与排行“十六”的振祖公同处两宋交汇时代，他们亦或一个是束府的老七、一个是束府的老十六，振祖公也应该是广公的第45世（代）孙无疑。
第二，安徽“南阳堂”《南阳疏束氏宗谱》显示，从25世的晳公到41世的嘉会公之子元嚞公，前后有16世（代）。元嚞公与有声公即束庄之间是祖孙关系，中间还有元嚞公长子应才公的弟弟应□公，这位应□公就是束庄公的父亲。这一点又与“补经堂”谱所反映的父子关系不一致，同时比丹阳“补经堂”谱少了近20世（代）；如果到44代光浚公、光清公，从晳公到光浚公、光清公也只有20世（代）。但是，“南阳堂”从6世（代）广公到44世（代）光浚公、光清公，前后相距也有39世（代），与“补经堂”在时代上相比，如果时间坐标定在两宋之际，双方只相距6世（代）左右，亦在可设范围之内。
第三，数据推算情况。从晋代晳公出生的公元261年到振祖公任五品统领的1108年，约740年，如果以20年为一代人，即有37代；如果以25岁为一代人，将近30代。目前，“补经堂”谱显示，从束晳到束贵七为35世（代），更接近数据推算的30—37代之间；“南阳堂”谱的从束晳公到光浚公、光清公的20世（代），与数据推算结论差距较大。
因此，我们以“补经堂”宗谱记载为是，由贵七公的35世（代）孙得出振祖公亦是晳公的35世（代）孙、广公的45世（代）孙结论。
第三，从振祖公到仪征始祖世昇公为多少代？
江苏仪征位于长江北岸，丹阳三城巷位于长江南岸。仪征束氏“广德堂”一脉虽然很旺盛，但之前谁是仪征这方土地的束姓始祖，不甚清晰。公元2020年，在丹阳“补经堂”沛泉公的倾力襄助下，从“补经堂”丹阳三城《束氏宗谱》中终于寻绎到了仪征束姓祖先的身影。现将沛泉公研究整理并提供的“仪征束氏近宗世系图”照录于次。
从丹阳三城巷“补经堂”到仪征“广德堂”，仪征束氏近宗世系图“辛丰谏壁组”第1至第24世世系图——
第1世 振祖公——第2世 祥公——第3世 思宗公——第4世 安珉公——第5世 暹（xiān）公——第6世 友闻公——第7世 国宝公——第8世 崇芳公——第9世 子寿公——第10世 文贵公（迁居辛丰是为辛丰支）——第11世 钧公——第12世 清公——第13世 以学公——第14世 傭公——第15世 万礼公（迁居谏壁）——第16世 思让公——第17世 辅公——第18世 带公——第19世 纲公——第20世 以隆公——第21世 希尧公——第22世 永桢公——第23世 士镛公——第24世 世昇公（迁居仪征县）。
据“补经堂”《束氏宗谱》记载反映，第23世士镛公是第22世永桢公次子，字廷昇，生于康熙戊申（1668年）十月初八辰时，殁于康熙后壬寅六月（1722年），葬父茔；娶刘氏，生康熙癸丑（1673年）六月初十，殁于雍正乙卯（1735年）七月廿九。士镛公与刘氏生子世昇、女一适仪征胡。世昇公是士镛公之子，字旦初，行信五，生康熙戊寅（1698年）五月十一午时，殁失考。娶周氏，迁居仪征县。
由宗谱可知，从宋代的振祖公到清代的世昇公，计有24世（代），世系十分清晰明白。
世昇公与妻子周氏过长江到江北的仪征后，与已经嫁给仪征胡姓人家的妹妹或姐姐一道在仪征扎根生活，开始了在仪征这方土地上的束氏子孙繁衍，成为仪征暨扬州西山一带的束姓近祖。
第四，我是仪征世昇公“广德堂”的第几代？
根据2013年12月仪征“广德堂”《扬州西山束氏新编家谱》记载，仪征束氏宗支的辈分排行已经列出40代了，“有”字辈已经到了第九代。但问题是，现在的辈分排行40个字中，第一个字不是“世昇公”的“世”字，而是“治”字，即“治太秉元大”而不是“世太秉元大”。
“世”字与“治”字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经过多次向宗亲们询问得知，在宗亲束有才的回忆帮助下，获知现在的束氏广德堂辈分排序是由第六代“锦”字辈祖先束品公排定的。当年由束品公拟定了40代排行，并首先对前面的五代祖先排行进行了追记完善。
从音韵学角度考察，在扬州方言中，人们发音普遍存在声母“gkh”“jqx”“zcs”“zh ch sh”不分现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如“侵”念成“京”音、“成”念成“正”音等是举不用举，加之口口相传，将仪征束氏始祖“束世昇”的“世”字声母“sh”念成“zh”音是极其正常的，即将“世shì”音念成了“治zhì”音，从而将“世”字误作为“治”字。
2022年10月29日，我再度返回家乡，在年度家谱会的承办者束有平家里，向束氏广德堂家谱会的各位理事们进行了汇报。一是依据丹阳补经堂《束氏宗谱》提供的束世昇“迁居仪征县”史料依据，二是通过对扬州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声母通变不分的音韵学现象分析，三是现实生活中大量事例的存在可以佐证，四是第六代“锦”字辈凭口口相传来对第一代的排行进行认定，存在读音与书写不准也属正常现象。大家最后达成共识，对原先家谱中有关辈分排行的第一个字进行更正，将“治”字正式更正为“世”字，最终得出的40个辈分排行文字是——
春长
世太秉元大 锦宽德有余
万在
朝廷恩荣耀 殿鼎锡永康
惠文敦厚礼 广庆乐瑞昌
星月明如玉 乾坤保安邦
按照现在的辈分排行，我属“有”字辈。世昇公生于康熙戊寅（1698年），晚生我生于1956年，双方出生相差258年，与世昇公相差9世（代）是完全正常的。
综上所述：由汉代疎广公到宋代振祖公的45世（代）＋由宋代振祖公到清代世昇公的24世（代）＋清代世昇公到晚生有春的9世（代）＝78世（代）；去掉宋代振祖公的1次重复计算，去掉清代世昇公的1次重复计算，78-2＝76。最终结论是：我是汉代太子太傅疎广公的第76代孙、晋代尚书郎束晳公的第66代孙、宋代五品统领束振祖公的第32代孙、仪征始祖束世昇公的第9代孙。
（本文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宗亲束沛泉、疏获、疏延祥、束和平、苏长兵、疏利民、束建、束立波等的大力支持和倾情相助，在此，代表束氏“广德堂”的广公裔孙们，向宗亲们表示衷心感谢！）
2021年5月28日成稿，2022年6月15日修改稿，2022年10月30日再次修定。
束有春
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