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享有礼仪之邦盛誉的文明古国，“礼”文化在儒家经典中是作为“仁”的具体纲目出现的。在周朝贵族子弟教育中，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必修课，简称“六艺”，通过教育，使贵族子弟必须掌握具备了六种基本德能。《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的另一种解释是指儒家的六部经典，简称“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无论哪一种解释，“礼”均作“六艺”之中。
在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中，礼文化占据重要份额，翻开《论语》，孔子关于“礼”的论述随手俯拾，是孔子经常挂在嘴边对弟子进行教诲的。学生颜渊曾向他讨教有关仁德的具体要求，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礼”就是指由夏、商至周朝，历经三代“因”“损”所积累形成的礼仪制度，因由周公集大成，由孔子阐发弘扬，所以人们习用“周礼”来指代夏商周三代以来所积淀形成的礼文化。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或者说“君子”式人物，其标准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里的“文”就是语辞，强调与人交往中，语辞表达要能够充分体现出文化素养与人文功底；强调要以周礼来约束自己的念想，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做到了“文”“礼”两点，这个人的言行“亦可以弗畔矣”（“畔”通“叛”），就不会做出离经叛道的事情来。
“孔门四教”中的第一项就是“文”，其他三项分别是“行”“忠”“信”。而如何做到“文”，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学《诗》，无以言”，不熟练掌握背诵《诗经》，就没有办法与别人交流。《诗经》中的诗句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士大夫公卿之间进行交谈时所必须引用对答的内容，是辨别一个贤愚的准绳，如果不能熟练掌握运用和理解《诗经》诗句中隐含的“微言大义”，那是要闹外交笑话、被别人别国耻笑的。
孔子进一步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如果不学礼、不懂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站稳脚根。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只有兴于《诗》、立于《礼》，才能最终成于《乐》，取得愉快满意的结果。由单体个人到整个国家社会，孔子最终是要将“礼”置于整个公民素质教育的高度来强调。
如何使一个国家强大且又让人的素质得以提高呢？孔子提出了“庶”——“富”——“教”三步骤。一个国家首先要做到使人口稠密众多起来，其次要让公民富裕起来，再下一步就是要教育公民，让他们做到懂文明、知礼仪。在《论语·雍也》篇中，学生樊迟向他讨教如何让公民走向智慧、摆脱愚昧、懂得文明礼貌，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希望为政者能够把心力专一放在使人民向“义”上，严肃认真地对待鬼神问题，不要真的去接近鬼神一类的事项。如果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聪明的人了。
对于鬼神等问题，孔子有自己的思考，《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在与弟子交谈中，从来不涉及和讨论“怪力乱神”问题。但是，孔子既然强调“礼”，那就不能没有对祖先以及山川鬼神的祭祀活动，所以他又告诉人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在举行祭祀活动仪式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虔诚之心，仿佛鬼神真的存在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达到以礼节人、让人心有所约束的目的。
儒家“六艺”的另一种解释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司马迁指出：“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里的“六艺”主要指儒家的六部经书，虽然与贵族子弟教学的“六艺”有部分不同，但在“礼”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在这里，司马迁将孔子关于礼的“节人”即教育规范人的行为的功能给直接点明了，说明礼仪文化的价值在于引导人们走向规范，走向正确，走向真善美，以达到利国利民利己目的。
以礼节人是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曾被无数封建帝王官吏付诸实践，他们在实践中积极引导，以礼化人节人，对那些不符合礼仪文化的行为，对那些以怪力乱神来坑害蒙骗大众的行为进行坚决抵制，以儒家文化为指归，引导国家社会向积极健康方向发展，向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方向发展，向推动社会不断向文明深化方向发展。
枚举几例，以见端的。
一．西门豹惩治巫祝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任命西门豹为邺城县令。（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一带）西门豹到任后，首先深入民间，与当地长老们交谈，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得知当地老百姓每年“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即当地存在每年为漳河河神娶老婆的习俗，把百姓害苦致贫了。
西门豹询问详细原因，长老们一致反映：邺地的三老、廷掾常年赋敛百姓，从老百姓身上收刮钱财达数百万，他们就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余下的钱全部上了掌管教化的“三老”、政府中的“廷掾”官员与巫祝们的腰包。在每年举行为河伯娶妇活动前，巫婆们就在民间巡视走访，发现有“小家女好者”，即发现贫穷人家有漂亮的小女孩时，就说这小孩“当为河伯妇”，即强行聘娶之，不同意也不行。
巫婆在为这名小女孩洗沐后，为她置买新的“缯绮縠（hú）衣”，让小女孩闲居独处，斋戒清心。接着又在河边搭建一座“斋宫”，四周“张缇绛帷”，装饰一新，让小女孩居住其中。这时开始，大约有十来天时间，给小女孩“具牛酒饭食”，让她吃好喝好养好。到了为河伯正式娶妇的那一天，巫婆们又一道把小女孩装扮粉饰一番，让她坐在如同“嫁女床席”一样的木板床上，从上游顺着河流飘浮到河中。刚开始时，木板床还在水面上漂浮着，行不到数十里，木板床就沉没了，小女孩被活活淹死。而女巫们却十分高兴地对众人说：这位漂亮的小姑娘已经被河伯娶走做老婆了。
自从有了这种恶俗后，当地人家只要养了“好女者”即漂亮的小姑娘，恐被长大后被巫祝们强行作为河伯娶妇对象，所以大多数人家“持女逃亡”，带着小孩到外地逃难去了，致使邺城中“益空无人”。正因为没有人力投入生产，人们不能安居乐业，所以邺城这个地方愈发贫穷落后，并且已经有相当久的年头了。巫祝们还带头在当地制造谣言，致使当地民间长期流传着俗语，说“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意思是说，如果每年不为河伯娶妇，不为他送去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作媳妇，河伯神就要更加发怒，会发洪水来淹死更多的人。
邺城境内有漳河穿过，而漳河又是黄河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河伯实指黄河的河神，他是由人世间的真人演变而来，这个人姓冯名夷，冯夷也作“冰夷”“冯修”，据说是华阴潼乡人。据晋代干宝《搜神记》记载，说冯夷在一次过黄河时被淹死了，一说是因游泳而溺水死亡了，就被天帝任命为河伯，以管理河川。旧时，黄河因经常决堤泛滥成灾，人称“黄祸”。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人们面对黄河泛滥成灾而束手无策，认为这是河神在发怒，就尊奉冯夷为“河伯”神来祭拜，以达到祈祷黄河不要波涛肆虐的心理诉求。
西门豹在听了长老们的述说后对他们说：今年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小女孩到河边，也请你们告诉我，“吾亦往送女”。随从及长老们“诺”“诺”答应不提。
到了为河伯举行娶妇活动这一天，西门豹穿上官服，在随从的簇拥下前往河边举行仪式的地点。他与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们相会，老百姓围观的人有两三千人。只见巫婆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女子”模样，跟班随从的女弟子有十来人，“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
作为地方最高长官，西门豹开始发话了，他大声说道：“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令将小女孩从帷帐中搀扶出来，让她来到西门豹跟前，西门豹假装看了一眼，就回头对身旁的三老、巫祝、父老们说：“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说罢，就让身边的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这里的“不好”指“不漂亮”的意思。西门豹让人把老巫婆抛到河中，让她跟河伯神打个招呼，过两天重新找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送给河伯。西门豹已经想好了如何惩治巫祝、教育众人的步骤，第一步棋就是先把老巫婆给灭了。他的这一冷不防的举动，把在场的人全给吓傻了，人群中，有些回过神来、看出西门豹开始动真格整治巫风陋习的人开始拍手叫好了起来。
只见西门豹不动声色，过了一小会犯又说：“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女弟子一人投入河中。
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面色更加严峻了，大声呵道：“女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女弟子河中。就这样，一气之下，前后将老巫婆的三个女弟子投入河中去喂鱼了。
西门豹接着又发话了，大声说道：“巫妪与她的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意思是说，女巫们为女流之辈，见到了河伯神可能太紧张了，不能把情况汇报清楚，还是烦请“三老”前去向河伯神汇报吧。说完，令人“复投三老河中”。
在将女巫及三老投入河中以作惩罚后，西门豹忽然站了起来，“簪笔磬折”，插笔备礼，整理官帽官服，煞有介事地先向漳河水弯腰作揖，然后又向前走两步，站立在河边，很长时间不动身子，好像要果真等待巫婆、三老浮出水面上岸似的。
这时，那些长老和廷椽官属们早已是惊恐万状，大气不敢喘。西门豹回过头来对他们说：“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说话间，准备再在廷掾与豪长者中各派一人“入趣之”，要把他们投到漳河里去，好去他们再去催促那些向河伯汇报情况的巫妪、三老们，让他们早点回来。其实，那些被投到河中的巫妪、女弟子、三老们早已成了水中冤鬼。
这些平素联合起来坑害百姓的“廷椽”与豪长们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他们磕头如捣蒜，连声求饶，知道自己以前错了，希望西门豹能够饶他们一命。
此时的西门豹是仍然不动声色，还一本正经、十分严肃地对他们说：“诺，且留待之须臾。”大家还是坚持再等一会儿吧，那神情好像在告诉人们，他一定要等那些被抛入水中、早已成为冤鬼的人能够真的会上岸。
须臾，不一会儿，西门豹又发话了：“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他让跪地求饶的廷掾们起身，十分淡定地对他们说：“看来河伯要把那些人留得很晚了，你们这些人现在都散了回家去吧”。听到这句话，那些跪地求饶的人像从鬼门关逃出来一样，跌跌撞撞，不顾一切地奔跑逃命去了。
西门豹的举动让原先与巫祝沆瀣一气的那些污吏们“大惊恐”；当地老百姓也给吓得不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政府官员。从此以后，邺地再也没有人敢说敢做这种为河伯娶妇的事了，河伯娶妇巫风陋俗得到了彻底铲除根治。
西门豹在用狠招毒招严惩巫祝后，进一步引导百姓破除迷信邪说，积极带领群众科学生产生活，兴修水利，防涝防旱。他组织群众力量，先后开挖十二条渠道，把漳河水引来灌溉农田，夺取粮食丰收。当地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在外地逃难的人又都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漂亮的小女孩再也不会受到巫俗迫害了。在《史记·滑稽列传》序言中，司马迁在强调了孔子“六艺”都具有治世功能的理论后，在正文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西门豹在任邺令时惩治“河伯娶妇”巫风邪俗之事，充分肯定了西门豹之举就是在以礼节人，以礼来正风导俗。
二．王嗣宗灭狐除妖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列传》记载，王嗣宗是汾州（今山西境内）人，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八年（975年）登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宋太宗至道初年（995年），王嗣宗官至河东转运使，后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转运使、江浙荆湖发运使。当时，在扬、楚两地间，有一座庙宇号称“窄家神庙”，当地老百姓“有疾不饵药”，生了大病也不去买药治病，只知道去“竭致祀以徼福”，跑到神庙里去烧香磕头，敬奉神灵，以求能够福到病除，致使有些人因耽误了救治最佳时间而死亡。
王嗣宗到任后，经过调查发现，这是有人专门以鬼神来恐吓诓骗百姓钱财，引诱百姓上当受骗，这种巫风邪俗非除不可。于是下令，将神庙彻底拆毁。为了减轻群众生病医治的担忧，他让懂医的人将一些常见病的治疗药方刻在州府的大门上，便于老百姓可以随时阅读对照，做到预防为主，小病也可以自己医治。这一便民举措深受百姓欢迎，“自是民风稍变”，地方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与王嗣宗做法相类似的，在宋代还有一个叫周湛的人也是如此。据《宋史》卷三百《周湛列传》记载，周湛是邓州（今河南境内）人，进士甲科出身，在任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今四川宜宾）时，发现当地民俗中存在一种怪现象，老百姓生病不知道去请郎中就医，不知道用中草药救治，只是“以祈禳巫祝为事”，致使病人死亡率很高。为了教化百姓，周湛就“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一方面将古代流传下来的治病药方刻在石头上，让老百姓能够随时阅读了解，便于针对病情，采摘中草药汤服，一方面严厉禁止和打击巫风惑众现象出现。从他任地方官开始，“人始用医药”，当地人开始知道服用中草药来治病的道理了。
再说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王嗣宗又知邠州兼邠宁环庆路都部署。当时城东有一座“灵应公庙”，庙傍有座山，山体有一个洞穴，竟成了一大群狐狸的老巢。当地巫祝们好像看到了生财门路，就故意放大“狐仙”的神灵作用，“挟之为人祸福”。当地老百姓对巫祝们的话是深信不疑，经常去寺庙及狐狸洞穴前烧香磕头送钱，尤其在发生“水旱疾疫”等灾害情况下，老百姓“悉祷之”，更是全部跑到寺庙及狐狸洞穴前来烧香磕头，请求狐仙保佑。当地老百姓对狐仙的敬畏程度，竟然到了在语言交流中都要避讳“狐”音的程度。
在这之前，长吏们来任职时，竟然也是“先谒庙然后视事”，政府官吏们也是要先去朝拜狐仙，然后才去公干，被当地的巫风邪俗裹挟俘虏，致使不正之风更加蔓延盛行。
进士出生、有着深厚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学养的王嗣宗到任后，下令“毁其庙，燻其穴”，活捉了数十只狐狸，当着众人面，将其“尽杀之”。王嗣宗借此机会向群众进行文明教化宣传，希望大家要相信人的力量，用心用力从事农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实践，当地长期存在的淫祀习俗终于熄灭了。
王嗣宗不信鬼神巫俗，曾经得了疾病，家里人为之焚纸钱祈祷。王嗣宗听说后笑着说：“何等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脏钱邪”？制止了家人为他烧纸钱以媚鬼神的行为。
宋代是我国儒学得以继承发展的重要时期，新儒学即“理学”的诞生为开展国民素质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库，儒道佛互渗互融，影响社会，在这过程中，极易出现巫风邪教的走偏现象，因此，在惩治巫风邪教、以礼节人、正风导俗的同时，政府注重“明赏罚”，坚决打击黑恶势力，以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民安守礼的社会环境，有些地方竟也欣喜地出现“路不拾遗”古风现象。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刘敞列传》记载，刘敞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当太守时，整顿官场风气，加强社会治安，扫黑除恶，以礼导民，很快使“全境肃然”，社会风气好转。有一位客人行走到郓州的寿张这个地方时，遗失了一囊钱在路上，但没有人敢去取。人们就去告诉里长，里长来到现场后，主动带头，与一两位乡民守护在旁边，一直等到那位失主返回取走钱袋子后，里长他们才离开。里长的行为做法，也确保了本地区没有出现失窃现象，是一个首善之区。又有一位客人在傍晚时分把自己的东西遗忘在了城内，第二天大清早赶过去寻找，发现自己的东西还完好地放在那里。由此可见，民风引导得当，社会风气就会祥和吉祥，人民就会安居乐业。
三．康熙皇帝下诏毁淫祠
据《清史稿·圣祖本纪二》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丁亥，“诏毁天下淫祠”。八月，“诏天下学宫崇祀先儒”“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从衍圣公孔毓埏请也，除其赋”。康熙皇帝倡导兴儒尊孔，彻底摧毁那些从事巫风淫祀的祠庙场所，下大力气扭转社会陋习。
据《清史稿》卷二六五《汤斌列传》记载，汤斌是清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康熙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康熙二十三年，由康熙皇帝亲自举荐，任江苏江宁巡抚。上任前，康熙皇帝接见了汤斌，教谕他：“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十月，康熙南巡至苏州时，见到汤斌，再次教谕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清史稿》卷二七七《陈鹏年列传》记载，陈鹏年是康熙三十年进士，于康熙四十七年出任苏州知府，到任后，“禁革奢俗，清滞狱，听断称神”。汤斌、陈鹏年的事迹，笔者曾在《“废业”与“罢市”》一文中有所介绍，这里重在强调他们坚决执行康熙皇帝“以正风俗为先”的居官为政理念。
《清史稿》卷二六五《张伯行列传》记载，张伯行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康熙四十五年由山东济宁道迁江苏按察使。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再次南巡，经过苏州时，当着众人面教谕从臣，盛赞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后来，张伯行又被擢升为福建巡抚，康熙帝亲赐“廉惠宣猷”榜。张伯行在福建建鳌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州当地百姓原有“祀瘟神”习俗，张伯行“命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祀朱子”。坚持以儒家文化来正确引导社会习俗。
据《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赵国麟列传》记载，赵国麟是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康熙五十八年授直隶长垣知县。赵国麟“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如父母”。清世宗雍正皇帝“闻其贤”，于雍正二年，将其擢升提拔为永平知府。据《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雍正皇帝继承康熙皇帝的治国理政方法，十分重视国家的民风引导，于雍正四年冬十月甲子，专门“设浙江观风整俗使”；到了雍正六年冬十月，又以蔡仕舢为浙江“观风整俗使”；雍正七年十二月，“设广东观风整俗使及肇高学政”；雍正十一年秋七月，“裁湖南观风整俗使”，说明之前湖南也曾专设“观风整俗使”。
清代从康熙皇帝开始，毁淫祠、坚持以礼观风整俗的政治举措，一直到道光年间仍然作为国策来执行。《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八《桂良列传》记载，道光十四年（1834年），桂良擢升为河南巡抚。嘉庆中，林清、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乱，既诛，但在汲县潞州屯坟塔这个地方，仍然存在一种祭祀崇拜“无生老母”神教的习俗，并且“习教者犹众”，极易造成社会隐患。御史黄爵滋将此事报告皇帝后，就任命桂良前住察治，桂良到任后，果断地“毁其坟庙”，铲除巫风陋俗滋生的老巢。紧接着，一鼓作气，乘势又对河南境内的情况进行排查，最后发现在河南境内，有“无生老母”庙39所，桂良下令，一并全部毁之。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从国家开展的青少年儿童“成长礼”“成人礼”等及政府部门进行的“反四风”等教育活动中，从出台的大量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社会基层的乡规民约中，仍然可以欣慰地感悟到儒家传统文化“以礼节人”、以礼“正风导俗”所产生的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力。
束有春
2022年6月18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