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达于六十岁全家照
一、收藏世家的累世收藏
潘达于先生原名丁达于，生于1906年，父亲为晚清县令，1923年18岁时嫁与潘承镜先生为妻，她的姐姐丁燮柔则嫁与潘博山（承厚）先生，姊妹二人同为潘家的媳妇。潘达于先生结婚三个月，她的丈夫潘承镜先生就去世了。潘达于作为嗣祖父潘祖荫、祖父潘祖年的孙媳妇，继承了潘氏家族以潘祖荫、潘祖年兄弟为主的收藏。她所捐赠的著名的大克鼎、大盂鼎等诸多青铜器、宋、元、明、清书画、古籍等藏品都主要来自于潘祖荫、潘祖年兄弟的收藏。
潘氏家族的文物收藏，如果从乾隆时期的潘冕算起，到潘达于这一代，一共延续了近二百年的收藏累积时间，经历了六、七代人的努力，才形成了如此的规模。据记载，潘冕曾为侯选布政司理问，他在世时，潘家开始逐渐进入家族文化发展的旺盛时期。他的儿子潘奕隽、潘奕藻先后考中进士，在北京分别担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的职务。潘奕隽兄弟二人辞官后，便回家读书治学，优游林下，进行文物典籍的收藏和研究。潘奕隽的“三松堂”藏书先后收藏历代典籍达数万卷，与大藏书家黄丕烈、袁寿阶齐名，其所收藏仅经黄丕烈校跋的珍贵典籍即达100种以上。潘奕隽的“三松堂”藏书分别有其孙潘遵祁（香雪草堂藏书）、潘希甫（递藏第三子潘介祉“渊古楼”、“桐西书屋”）递藏，各自拥有数万卷，并陆续有所新补。
潘冕幼子潘奕基一系，亦数代致力于历代文物典籍的收藏，在潘氏族家族的收藏中最为杰出，这一系不遗余力收藏历代古籍、青铜器、书画，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在潘氏家族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潘达于所接受的藏品，即来自于这一支的祖传收藏。潘奕基之子潘世恩，为乾隆57年状元，曾先后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赠太子太保、太傅，道光年间为相达二十年，潘世恩诗文、书法，著作，均有相当的造诣，他的长子潘曾沂好藏书，藏书数栋，善画，三子潘曾莹进士出身，官至吏部左侍郎，擅长书画，筑有“小鸥波馆”， 收藏历代典籍、书画。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潘世恩四子潘曾绶长子）、潘祖年（潘世恩四子潘曾绶子）、潘祖同、潘祖颐（潘世恩五子潘曾玮子）等，亦都是著名的收藏家，潘祖荫的“滂喜斋”、潘祖同的“竹山堂”，都拥有大量的文物典籍。
潘祖荫为潘世恩的孙子，咸丰年间中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刻书家、金石文字学家，收藏金石图书之富，甲于天下，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即在他手中成为潘氏的家藏之物。所收宋元珍本古籍亦达58部，是我国近代最为著名的藏书家之一。西周史颂鼎、大克鼎、大盂鼎等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潘祖荫收藏青铜器、古籍、金石书画的活动，将潘家的文物典藏推进到历史的高峰，潘家终于成为晚清以来一、二百年来收藏历代典籍文物最为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
潘氏家族到了潘达于这一代，继续处于收藏的高峰状态。潘祖荫、潘祖年的收藏，大都为潘达于继承保存下来。抗战爆发前，为躲避战祸，她曾摄制了家藏青铜器380块玻璃底片，以防不测，一旦原物不存，能为后世留下基本的原始收藏资料。抗战时期，潘达于先生择要将家藏金石、书画、古籍妥善秘密保藏，她把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要物件埋藏在地下，亦将宋、元、明、清书画等装了三十余箱秘密藏在不为人知的隔壁空间之中封藏起来。避过了战乱，最终将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潘世恩四子潘曾玮之子潘祖畴的孙子潘博山（承厚）、潘景郑（承弼）兄弟，即是潘家“承”子辈的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们在继承嗣祖父潘祖同“竹山堂” （1919年潘氏兄弟将其改为“宝山楼” ）四万卷藏书的基础上，继续搜罗历代典籍，曹元经的“笔经室”、莫棠的“铜进文房”、孙毓修的“小绿天”等旧家藏书，都为潘博山兄弟所购藏，同时也留心祖传三松堂散佚在外的藏品，它们也留心妥以收回，丰富了“宝山楼”的收藏。经过几十年不懈的购买、收集，“宝山楼”典藏历代典籍竟达三十万卷之巨，达到了潘氏家族藏书的鼎峰时代。除书籍外，潘博山兄弟的收藏当然也包括历代书画、青铜器以及石刻拓片、元代以来名人尺牍等，这些都是“宝山楼”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潘达于初到潘家时像
二、潘氏家族收藏文物的流散
由于战争、社会动荡以及家人因各种原因的变卖出售等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潘家的文物典藏，早在收藏之初，同其他收藏家的收藏一样，就不断面临重新散佚的局面，经历了不断的离合、聚散过程。
1、潘氏家族文物典籍建国前的散佚
潘奕隽的“三松堂”藏书，递藏到潘遵祁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全部损失殆尽，以后虽然有所收藏，但散佚的速度更快，连同“三松堂”剩下的几百部古籍于1934年最后全部出售。潘奕隽递藏给潘希甫的藏品，亦不断地散佚，到光绪年间也已经被儿孙斥卖一空了。“三松堂”的藏书经过170年左右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了它的收藏道路。
潘世恩的四子潘曾沂所收大批藏书，本拟营建藏书楼，将所藏典籍以供吴中学子使用，咸丰九年遇火，一生积蓄，付之一炬，同清初钱谦益 “绛云楼”藏书的命运一样，所有的藏品从人间永远消失，令人惋惜。
潘祖颐的藏品，在他在世时就因收藏的兴趣骤减而散佚，最终将自己的收藏以四千元的价格售与了翰文斋书肆，从而结束了个人的收藏活动。
潘祖荫的藏品，在他夫人去世前，在北京寓所就已经遭盗流散，有了相当的损失。潘祖年赴京搬运潘祖荫的遗产回苏时，便发现许多潘祖荫所藏宋版书缺了首卷，其损失当不在少数。以后潘祖荫所藏南宋版《竹友集》曾被著名藏书家孙伯渊所有，孙氏1980年又将此捐赠上海博物馆。由兹可见，潘祖荫的藏品递藏到潘达于时，已经有不少藏品曾被散佚出去。潘达于继承的主要是潘祖荫、潘祖年的多年收藏，她虽然严遵祖训，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妥善保存祖上传下来的文物典籍，但由于偷盗、战争，其所收藏损失散佚也相当严重，如她在抗战前就曾在家发现遭盗没有运出的青铜器；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先后七次来潘家搜查、劫掠，潘家收藏损失之严重，可以想见。到建国前，剩余也不是太多了，所幸家族收藏的精华大都保存下来，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仅由于战争、社会动荡的原因使潘祖荫、潘祖年兄弟的收藏大量散佚，世谊、亲姻之间的索要、馈赠等，也是不断散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我国著名的收藏家、画家吴湖帆收藏的一些重要珍贵文物如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以及清帝御赐的玉华砚等，便是潘祖年的小女儿潘静淑嫁与吴湖帆时从娘家带来的重要藏品。
潘博山（承厚）、潘景郑（承弼）兄弟“宝山楼”的藏品，亦在早年就开始散佚，由于人为地毁弃和战祸殃及而不断消失。抗战爆发，“宝山楼”毁于战火的藏品几达十分之三、四，随着1943年四十岁的潘博山英年早逝，“宝山楼”收藏的黄金时代便悄然消失了，剩余的一些藏品也被陆续售出，成为他人的收藏。如明代文俶1300余幅的《金石昆虫草木状》绘画，即被售与中央图书馆，成为中央图书馆的永久藏品。抗战胜利后，“宝山楼”的诸多藏品被潘博山之子论斤售卖，三万块书板也被烧弃，进一步加速了“宝山楼”收藏的散佚速度。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期，是潘氏家族收藏活动的活跃时期，由于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处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必然会影响到潘氏家族的收藏活动。潘氏家族收藏文物典籍的遭遇是我国近一二百年以来文物典籍所面临命运的一个缩影。
2、建国后潘氏家族文物典籍的陆续散佚
建国后，随着新的社会条件变化，许多私家收藏的历代文物典籍已经不可能为个人所拥有，大多通过捐献、征集的方式为国家所有，成为国家专门文化机构、收藏机构的收藏。个人收藏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再具备，潘氏家族的收藏在这一社会条件下也不断加快了散佚的过程。自1951年起，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潘氏家族经过数次文物捐赠活动，潘家几乎所有家藏的文物典籍最后都转化为国家所拥有的重要藏品。
五十年代初，潘家开始分批大量捐献家族收藏的文物，包括古籍、青铜器、书画、工艺品等。如潘景郑先生，他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徐森玉的鼓励下，将历经劫难存留下来的大量剩余的珍贵古籍捐赠给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六朝、隋唐墓志、六朝造像、宋辽金元经幢以及汉砖瓦、唐代残石、唐代井栏拓片等，则悉数捐赠苏南文管会。潘博山先生的夫人丁燮柔先生则将家藏青铜器、书画等文物典籍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西周恭王时的师遽方彝、春秋鲁国之鲁伯禽鬲，都是潘博山先生的重要收藏，丁燮柔先生最终也将他们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非常重要的青铜器藏品。丁燮柔先生又曾与妹妹潘达于先生一道将家藏明清书画向国家收藏机构捐赠，1959年曾同丁燮柔先生一次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明清书画161件。
潘达于先生建国后多次向国家捐赠缄藏文物，她的捐赠在潘氏家族的捐赠中最为人们所称道。1951年7月，潘达于先生致函华东军事委员会文化部，要求将大克鼎、大盂鼎捐赠国家，华东军事委员会文化部接受了她的捐赠要求，大克鼎、大盂鼎被捐赠给政府收藏。大克鼎目前保存在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盂鼎则被上调中央，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之特地举行了潘氏捐献盂、克两鼎授奖典礼，中央文化部也为之颁发了褒奖状，对这一行为予以表彰。其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了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赠的99件字画、1957年捐赠的150件字画等，都是潘达于先生的捐赠手笔，豪爽而大气，确实让人感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都来自潘达于先生的捐赠。建国后，潘达于先生将自己精心保藏的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赠给国家收藏，终于为它们找到了最终的妥当归宿。
潘达于家族旧藏明人肖像册李日华像
三、潘达于先生向南京博物院的捐赠
在潘达于先生向国家的历次捐赠中，南京博物院也接受了潘达于先生为数不菲的祖传文物藏品，仅1959年（与丁燮柔一起共同捐赠）、1961年两次捐赠即达163件之多。潘达于先生所捐南京博物院藏品主要包括书法、绘画、木刻古籍以及美术工艺品等，其中以捐赠的明清书画藏品最为主要。
1、绘画作品。潘达于先生捐赠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有不少为明清时期重要的绘画作品。比较著名的作品如明无款《名人图像册》、明恽向《山水册》（11页）、清张士保《郑司农像》、顾蕙《山水》、《清人纨扇集册》（四件完整，共82页、残册一件，共8页）、方薰《临文征明桂枝图》、戴熙《溪山过雨图》、慈禧《墨兰》、清胡淦《吴中七老图》手卷、吴昌硕《菊花》、清《名人图像册》、朝鲜金秋史《兰图》以及吴云、著名指画家瑛宝等人的作品等都在捐赠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之列。当然，在潘达于先生捐赠的藏品中，也有潘氏家族热爱绘画的先人所创作的绘画作品，如潘世恩三子潘曾莹，别字星斋，一生喜好绘画，不断进行绘画创作，在此次捐赠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中，亦占有相当的篇幅。
潘达于先生捐赠的这批绘画藏品，尤其以明无款《名人肖像图册》最为珍贵。这十二幅肖像画作品，是明后期人物画、肖像画的重要代表，在中国人物画史、肖像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画册共绘明代十二位政府官员、缙绅的头像，著名书画鉴赏家《六砚斋日记》《水轩日记》《竹懒画媵》的作者李日华，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开创者徐渭亦在其中；正是本册留影，为后世留下了中年徐渭的形象，使我们对这位画家有着清晰的印象。此件作品为民间画工所作，我们虽然不知道画家的名字，但从这一作品所表露出来的精湛艺术才华，不能不让人惊叹明代后期在人物画、肖像画领域所获得的重大成就。这批肖像画作品在人物性格、精神状态的刻划上，达到极高的水平，技艺精湛，不愧为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代肖像画巨迹。
潘达于先生捐赠南京博物院的绘画作品，还有清代画家胡淦创作的《吴中七老图》，也是堪为注意的一件藏品。此图为群体肖像，绘制了缙绅文士游宴、进行文事绘活动的情形，将清代晚期活动在苏州的著名缙绅、文士方錡、李鸿裔、曾玮、沈秉成、吴云、顾云彬、钝舫等人的形象纳入画面，其中吴云为当地著名画家，顾云彬则为苏州著名的收藏家，曾玮则为潘世恩的幼子潘曾玮。此图不仅为难得的群体肖像画作品，而且也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以图象的形式形象地记录了苏州当时的社会情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吴中士夫文人的精神风貌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图象资料。
2、书法作品。潘达于先生捐赠南京博物院的明清书法作品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如刘庸、翁方刚、梁同书、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的作品。第二类则为与潘世恩、潘祖荫等或有世谊、或为部属关系的一些缙绅官员的作品，如曾国藩、李鸿裔、李文田、吴大澂等人的书法作品。第三类为潘氏家族的书法藏品，在捐赠品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如潘奕隽、潘世恩、潘世荣、潘祖荫、潘曾莹、潘祖闰等家族数代的书法作品等。
3、其他。潘达于先生祖传藏品中的一些书籍，如《鸣野山房书画记》（抄本）、《顾氏画谱》四卷（明木刻）、《宋人法书》四册（影印缺第二卷）以及珂罗版印名人信札等，亦被潘达于先生捐献出来，为南京博物院所收藏。
潘达于家族旧藏明人肖像册罗应斗像
四、结论
潘氏家族的文物典藏历经艰难保存下来确实殊为不易，既要避开历次战祸、逃避政府实力派人物的威逼抢掠，又要拒绝西方人不惜一切手段的强行购买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劫掠……但这批藏品终于幸存下来为国家和人民所有，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潘达于先生在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内，精心保护、收藏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物，将它们妥当地捐赠国家永久地收藏保存。潘达于先生以自己的行动，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专职文博人员应尽的职能，典藏、守护住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底线。
文化的承载要靠一定的物质形式体现出来，如果没有足以代表最高文化水平的物质载体，一个民族缺失了自己的文化记忆、精神记忆和历史记忆，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无疑要受到严重的影响。潘达于先生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流传有绪的“国宝”，更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关怀。
潘达于家族旧藏明人肖像册陶虎溪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