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光，如舟，如春风化雨
——记费孝通与他的三位导师
□ 陆军
1930年，因参与学潮，费孝通结束了在东吴大学医预科的两年课程，放弃了北京协和医-🔥威尼斯0008Ⅴ的邀请，决定去燕京大学改读社会学。“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我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
费孝通致汤定宇信札，现藏于南师大博物馆
费孝通致汤定宇信札，现藏于四方公司
费孝通致汤定宇信札，现藏于四方公司
吴文藻手稿
费孝通手迹“志在富民”
吴文藻：规划学术方向
跨进燕京大-🔥威尼斯0008Ⅴ门，端坐于社会学课堂上，费孝通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对他学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位老师：吴文藻。
吴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阴夏港镇，他在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并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文藻在社会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先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而这一主张影响了费孝通终身学术生涯。
费孝通进入燕大社会学系，初次目睹吴文藻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时，课堂响起的竟是国语的声音，他被深深地触动了，因为从初中到大学，他读的都是教会-🔥威尼斯0008Ⅴ，老师从来没有用国语来上课的。不过费孝通当时只是因为教会-🔥威尼斯0008Ⅴ用中文讲课而惊讶，尚不理解吴文藻用国语上课恰是其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开山宣言，他要彻底改变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近三十年时间，仍然只有外国的案例、外国的材料、外国的语言，还有外国的社会学理论。课堂上改变外国的语言只需要勇气，但社会学的理论要超越西方，必须培养社会学研究人才，在探求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实践中，逐步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理论。
吴文藻比费孝通年长9岁，作为20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苦难多舛的家园有着特殊的情感。如果说百家齐放的先秦诸子，围绕天、地、人伦、自然、秩序多元开放，那么民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派别大都是围绕救亡救国、强国富民一元展开。正是在这一点上，吴文藻和费孝通有着深深的共鸣。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即束装回国，并发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号角。费孝通自幼陶冶于父母改革教育、改革社会，致力于国家富强的言传身教，父亲费璞安是张謇倚重的教育家，母亲杨纫兰更是了得，清末国学大师、辛亥元老金松岑1903年创办主张女权主义的《女界钟》，刊物发刊词就请杨纫兰执笔，《〈女界钟〉序》雄文劲采，酣畅淋漓，尽舒千年妇女胸臆。家庭影响、民众苦难、内忧外患，使他们师生俩形成共同的立场：社会学中国化必须经世致用、强国富民。
吴文藻为社会学研究规划了方向，并提出了实现这一方向的两条途径，即一方面要吸收和批判西方学术思想，另一方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展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费孝通则行稳致远，身体力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超越了他的老师。晚年的费孝通在80周岁跨际之时，他也试图自己答复自己，尔志何在？他的答复也是四个字：“志在富民。”
“文革”后的费孝通像个弄潮儿，紧随着时代大潮，对纷至沓来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结构转型进行跟踪研究，无疑，改革开放激发了他的学术青春，充盈了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他从江苏乡镇工业发展看到农村集体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他称之为“苏南模式”；当他早晨打开英国公寓的大门，看到来自温州推销小商品的青年，开始思考“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1984年应邀赴港考察时，看到香港的工厂与住宅混杂，他突发奇想，想有孙悟空本领一口气把工厂吹到内地，于是有了“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
也许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威尼斯0008Ⅴ同窗艾德蒙·利奇爵士向他问过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始，他又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一头连着村落、一头连着大中城市的小城镇研究。他在南京东郊宾馆听取南京市委副书记汪正生汇报农业和农村工作时，他说，“我的研究重点已转移了，从研究农村和乡镇企业转向研究小城镇和城乡关系。”但经济发展实践很快又提出新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去广东顺德考察时，当地领导提出，现在小城镇并不具备接收信息技术产业的能力，应该注重对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研究。费孝通感叹道：“我是做了乡土经济文章，但也被乡土文化束缚了”，于是他从善如流，开始研究珠江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并提出京广高铁开通后，要注重将高铁沿线的大中城市串起来联动发展，他形象地比喻成京九路串糖葫芦城市带。
费孝通在社会学中国化道路上的长途跋涉并不总是高光时刻。1935年，当费孝通求学清华后，吴文藻便找到李宗仁推荐费孝通去广西大瑶山作人类学和社会调查。在去广西前，费孝通与他的未婚妻王同惠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临湖轩是司徒雷登的住宅，六年前，吴文藻和冰心也在临湖轩举行了婚礼，两场婚礼的主持人都是司徒雷登，师生之缘、夫妻之缘均由临湖轩作证。
三个月后，他们进入广西大瑶山对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体质分析、迁移路径和文化宗教风俗的调查，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时，却遭飞来横祸，费孝通误入瑶人用来捕兽的陷阱，王同惠在寻求村民帮助时，失足坠崖溺水而亡。新婚才108天，竟天人永隔，阴阳两界，怎能不使费孝通肝肠寸断？1936年1月，他被转送广州仁济医院，在院中给清华好友汤定宇的信中这样来表述自己的心情：
昨夜整夜的爆竹声中，我断续地做着同惠的梦，我眼里充满着安慰的泪，我抱着同惠连声说：“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醒来泪是没有干，可是我再也不敢重复地说“同惠，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了。
费孝通也曾萌生赴死陪伴埋葬在深山中的王同惠的念头，但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的担子让他重新奋起。同年次月，他在住院期间又在给清华好友汤定宇的信中写道：“燕京大概能成立一个社会学研究所，这是我自认为自己的事，我确信三年后回来，我能把它弄成一个和中国复兴具有切实贡献的机关。”同时他开始撰写以王同惠村寨调查笔记为基础，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之际，吴文藻亲自作序，统观全序，可以看到吴文藻极大的写作热情，倾其心力为费孝通的民族社会学研究处女作背书，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吴文藻对花篮瑶社会组织研究的肯定、演绎和概括，而是更多地感受到了对王同惠在社会学中国化道路上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痛惜与扼腕，感受到了对费孝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励和期待。
1936年，费孝通离开燕京大学已三年之久，作为社会学中国化人才培养的总导演吴文藻继续规划费孝通的学术人生。其时，英国社会学功能学派正风靡全球，于是，他决定将费孝通送到英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开山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
1947年2月28日，费孝通（中）从英国回国途经新加坡与胡愈之、沈兹九在南洋出版社前留影。
费孝通致熊秉信
费孝通致熊秉信
左起：费孝通、孟吟（费孝通夫人）、潘光旦、吴文藻
左起：刘崇鋐、叶企孙、浦薛凤、潘光旦、陈岱孙、罗家伦、梅贻琦、顾毓琇、冯友兰、沈履、朱自清
马林诺夫斯基：传授研究方法
1936年9月，费孝通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负笈英伦。此时，费孝通母亲已去世十年，和费孝通有着深厚感情的奶妈，临行前，用红纸包了一包家中灶台上的泥土，叮嘱说，在海外，想家的时候，就用这泥土煮一点汤喝。费孝通深知这包泥土的分量，此次西行的目的正是为了他依恋的乡土中国的重建。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首先要认识人类自身。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运用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如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了解和认识人类。最早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引进国内的是思想启蒙家严复先生，1897年，他同时翻译了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文译名《天演论》）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文译名《群学肄言》），西方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又大多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引起吴文藻注意。他作为社会学家，却把自己最器重的弟子们送到美、英去读人类学。如李安宅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人类学，林耀华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费孝通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威尼斯0008Ⅴ读人类学。这是因为吴文藻深刻认识到社会学中国化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而了解和学习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是完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1922年，费孝通还在振华女校读高小时，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完成了人类学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巨著《西太平洋上航行者》，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该著作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主张。第一次将田野调查、观察法和民族志等方法引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他在本书的导言中，用极大的篇幅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只身一人进入到西太平洋以特罗布里恩群岛为中心的库拉区域，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从而逐步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是因为读到人类学大师弗雷泽的《金枝》而改学人类学，但他的研究方法与前辈有着重大区别。前辈们所写著作基本上依靠文字档案、书本记载、书信以及其他途径间接获得的资料，而马老师则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住在土人中间共同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穿他们的衣服，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又运用观察法，保持与土著人的距离，以便更加深入地观察与研究。正是这个方法论上的差异，将这门科学带向一个新的时代。
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田野调查方法，成为日后费孝通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的锐利工具。晚年费孝通在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模式的地方，都有他解剖麻雀般研究的典型社区。他一生三访温州、禄林，五上瑶山、沧州，八访甘肃，二十八次去江村。他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独树一帜的田野调查方法，在掌握大量现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社会组织和分层、社会风俗、家庭婚姻、生产方式等诸多社会要素进行分析，对它们在社会生态体系中各自发挥的功能作了理论上的概括。
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已经接受了社会学功能学派的熏陶。1936年初，他在广州医院的病床上开始写作《花篮瑶社会组织》，这份社会学研究报告不仅是我国较早瑶族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国运用功能学派理论研究民族学的处女作。两年后，在马林诺夫斯基的亲自教导和训练下，他系统而娴熟地运用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建构了一个真实、有机和立体的中国农村村落的社会生活图景。他把中国社会学研究推到了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为世界研究中国开了一扇窗子，这就是费孝通的扛鼎之作《江村经济》。
1936年9月，当费孝通带着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走进伦敦荷尔本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伦敦政治经济-🔥威尼斯0008Ⅴ大门时，作为欧洲人类学社会学学术中心的领头人马林诺夫斯基，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建校300周年盛典，在此期间他与来自燕京的吴文藻一起讨论了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当然，向马林诺夫斯基推荐费孝通也是讨论的重要议题。
20世纪20年代初，研究土著一举成名的马林诺夫斯基意识到，研究文明世界所不了解的野蛮和原始部落，虽然有学术兴奋点，但却忽视了对人类文明社会的研究。因此，当他第一次与费孝通见面，他对开弦弓村的调查情况就产生了兴趣，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助理（费孝通当时的指导老师雷蒙得·弗思），说他要亲自培养一名来自中国的人类学者，于是费孝通成为马老师的入室弟子。
《航行者》虽然是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作品的宏大叙事写作方法仍然是与古典学派弗雷泽的《金枝》一脉相承。《江村经济》的写作风格则是理性、精确和冷静的，开弦弓村的社会形态比西太平洋的土著社会要复杂得多。这也给费孝通运用功能学派的理论探窥中国富裕地区开弦弓村的社会生态系统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如从家庭到亲属关系的扩展，从村政府、保甲制和其他社会组织功能的运行，从农业向手工业、商业贸易和渔业副业等社会分工的细化，从民俗、巫术到宗教的发展，从土地制度到农村财产的继承与传递，以及资金市场发育的研究等等。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航行者》的出版，使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迅速浸染当时的学术界。所谓“民族志”方法，则是在选取典型村落、社区基础上，进行连续不间断的跟踪、研究，从而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动态而系统的研究资料。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费孝通来说，无疑是在他日后学术生涯中始终想实现的目标，他要做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忠实记录者，为后人留下一页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档案。
不过进入改革开放轨道的中国社会实在变化太快了，当费孝通正在为乡镇企业鼓与呼，此时苏南乡镇企业已经纷纷脱去集体经济红帽子，走向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当费孝通的眼光正从村落转向小城镇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潮水般地掠过小城镇涌向大中城市；当费孝通在传统产业里摸索发展规律，信息与知识爆炸，互联网异军突起正在对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洗牌。因此，民族志方法不是依靠个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但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特定时代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一部连绵不绝的民族档案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席明纳”，这个马林诺夫斯基特有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成书起了很大作用。所谓“席明纳”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每周都会在他家里安排的一种师生平等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与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相长”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大叔喜烟，门窗又不开，于是参加“席明纳”的学生们也索性抽起烟来，屋内烟雾弥漫，依稀可见马大叔斜躺在床上，忽而谈笑风生，忽而妙语连珠。《江村经济》的立论、篇章结构和素材选择就在烟雾弥漫的小屋内逐步成形。
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将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哪段写得不好，哪段说得不对头，真把我吓得不知所措。
该论文中的主要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日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
就这样，费孝通一章一章读，大家一章一章议，他再一章一章改，终于来到他学术生涯的重要时光：通过了《江村经济》博士论文，并经马大叔写序后，由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马大叔在序言中热情地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马林诺夫斯基与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居民在一起
潘光旦肖像
潘光旦贺张秀岭、炳旭婚礼手迹
潘光旦致陈梦家
潘光旦：亲炙“士的精神”
189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梦的解析》，同年，英国著名思想家、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发表了自恋及自恋性障碍的研究成果。也许是历史老人的撮合，潘光旦于1899年生于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东西方的时点交合，注定了他这一生与弗洛伊德、霭理士有了扯不清的关系。
潘光旦15岁入清华-🔥威尼斯0008Ⅴ，1922年在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时，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份读书报告《冯小青考》，文中考据了明代万历年间有一女子冯小青，15岁嫁入富商家做妾，因大妇嫉妒，被关在西湖边院子里，两年后病故。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原理，经分析后得出冯小青并非死于痨病，而是死于性心理病症——“影恋”。梁启超读后大为惊叹，在批语中写道：“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却不谙英文。西方用生物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对人的精神和性心理的研究，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潘光旦，但梁启超显然因语言障碍使他的学术视野出现局部屏蔽，因此，他不可能看到潘光旦身后站着的弗洛伊德和霭理士。康有为曾有心介绍一位檀香山富商女儿何蕙珍当梁启超翻译并教习英文，不料何蕙珍温婉聪慧，对梁启超用情过深，竟引来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然梁启超终因“发乎情而止于礼”而锁住恋情，英文学习也随之搁置。
与吴文藻出身于落魄的小商人家庭不同，潘光旦与费孝通一样，出身于崇文重教的贵胄人家。潘光旦父亲潘鸿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他旧学渊博，思想开放，兼容并包，对潘光旦独立而多元的求学精神有重要影响。舅舅是江苏知名教育家沈恩孚，曾任同济大-🔥威尼斯0008Ⅴ长、江苏教育学会会长，也是河海大学创办人。也许家学相当，三观相近，潘光旦与费孝通尽管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向不同，甚至学术观点相异，但他们个人关系却是情义如酒，历久弥深。
费孝通1933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后，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人类学家史禄国（俄国人）。其时潘光旦与陈寅恪、梅贻琦和叶企孙并称为清华大学四哲人。费孝通曾经说过自己是20世纪第二代学人，与第一代大师如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区别，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不同。潘光旦是一位20世纪初独具个性的思想家，他自幼熟读古籍经书，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1922年又留学美国，学习西方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等现代科技知识，他试图让孔夫子与达尔文、摩尔根实现跨时空牵手，他游刃于自然、科技、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在运用传统学术思想对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同时，也接受西方科学的盘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国学文史大师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同，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是将自己广博的学术思想融合在“强种优生”的狭窄通道里，通过对人们熟视无睹的社会问题，如伶人血缘的传承、画家的分布与遗传、冯小青的“自恋”、嘉兴望族的形成等，进行精密观察和精细剖析，从而发掘其为民族续命的重大社会价值，形成自己“人文生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费孝通并非直接受教于潘光旦，但因敬仰其学术并长期受其人格滋养而尊之为师，也算是私淑弟子。也正因为是私淑弟子，师道也许没那么尊严，他们情趣相投，相知甚深，价值观相同，成为“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潘光旦对费孝通在学术上的影响也许不及吴文藻和马林诺夫斯基，但对费孝通人格和境界上的影响绝对是深刻的。费孝通曾经自问，潘先生为什么做人做得如此之正，是他熟读经史子集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是他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还是他个人修养使然？费孝通说自己与潘光旦的差距“最关键的地方是怎么做人”。
做人，是费孝通通俗的表述，但却关乎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即教育的功能是以培养健全人格为核心的完人教育，而人格培养和形成的标准就是“士的精神”。
“士的精神”，首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忠诚于国家民族的精神。百年前，外国人贬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潘光旦专研于生物和遗传学，目的是要找到一条中华民族“强种优生”的科学路子。而费孝通虽家境优渥，但他的社会关怀和民生牵挂，终身都在思考通过研究社区变迁和社会关系调整，找到一条“富民”之路。“强种优生”与“志在富民”恰是师生两人为民族赓续与发展从不同方向做出的历史贡献。
“士的精神”，须有士的品格和风骨。潘光旦在《论品格教育》一文中写道：“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士者，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者应有干云的豪气，高远的志向，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的境界与教养，风骨与风貌，不是社会每个阶层或群体都能具有的，但对于以社会教化和思想引领为己任的“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士的精神”，还要有严谨豁达的治学态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费孝通说，潘先生“卓越于常人的是他为人治学的韧性。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屈不折，折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潘光旦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倾心翻译达尔文人类学著作《人类的由来》。1966年，潘先生基本译成后开始誊写译稿，他高度近视，老来又目力日衰，伏案疾书，鼻端离纸仅寸许。当有人向潘先生进言，此书译出恐不能出版时，先生一笑置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潘光旦曾用“亲炙”二字形象地来形容老师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费孝通在老师弥留时刻，紧紧将他拥在怀中，直至停止呼吸。从费孝通日后所写的：“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可以感受到费孝通当时的痛惜和无奈。
孙本文致阮毅成（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同乡）
1981年秋，费孝通五访江村，经苏州故里，专程走访了位于苏州十全街的母校振华-🔥威尼斯0008Ⅴ（现苏州第十中学），费孝通 60多年前在该校读完了高小课程。应《苏州日报》之约，费孝通为此行撰写了一篇“念振华母校”的文字：
每逢有人问起我最喜欢读的是什么书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爱的教育》。有时我也自觉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对我这么亲切？当我经了多年远别，重返苏州，踏进母校的校门时，这问题的答案蓦然来到心头。
“自觉奇怪”的原因，在于一个逐步获得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最喜欢读的书竟然是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埃德蒙乌·德·亚米契斯的日记体小说；“答案蓦然来到心头”的所悟，是在那一瞬间回首了一生，更清醒地看到了是谁奠定自己人生精神和作为的基础。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师者如舟，千里不殆。费孝通的三位导师，虽然他们教育的方式不同，角度各异，但“爱的教育”却是一以贯之的。吴文藻为师如长者，他的“爱的教育”表现在远见、规划和对学子生涯的精确投送；马林诺夫斯基展现爱的方式则是视师生为对手，他们在思维的博弈和缠斗中，实现学子的蜕变；潘光旦的“爱的教育”则是师德温润，与费孝通结成了终生的灵魂伴侣和生命依靠。
解析费孝通与三位导师的交往史，恰是一个时代师生关系的缩影，如果上溯中国三千多年的教育史，教育与受教育的师生关系，始终是老师谆谆教诲，学生矻矻学习，如一泓清泉澄碧照人。“天地君亲师”，学生对老师，犹如贤臣忠君，儿女孝悌，万民敬天地，掺不得沙子，容不得污染。讲台不能成为交易转让的平台，师道不能成为权力的说辞。回顾费孝通与他三个导师的交往过程，也许使得我们能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作者系江苏四方文化集团董事长）
本文由江苏省社会主义-🔥威尼斯0008Ⅴ、江苏中华文化-🔥威尼斯0008Ⅴ主办的《雅集》杂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