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舞台上最热的东西，是没吃上的饺子、走火的枪，就连蜻蜓的眼泪，也像两行冷冷的春天。
《致新年快乐》在甲辰立春前夕开演，如此昌旺的节候，我却感到一种“冷”。整场爆满，互动很出奇，也很出彩，“冷”自然不是冷清。笑点密集，设计得也克制，不走低俗谄媚路线，所以“冷”不是无趣，也不是道德上的让步。
当我回头捋清所谓的冷热之差，我发现是两层微妙的错位引动的感官张力。一层在于台上的视觉呈现与经验概念中的“贺岁剧”两头碰撞；另一层在于，我忽而意识到，这出戏恰恰是一个专业团队在搭建一个“草台班子”。
如果要讨论贺岁片，那可是个特大工程。别的不提，我们应当定义何为贺岁片，梳理贺岁片的谱系，重回《甲方乙方》（1997）与《红番区》（1994）又或更早，抓住那些蒙尘时刻，从摇摇欲坠里寻找某种掷地有声，我们不仅要重返当时的“热闹”，从感应到现象，从具体情动到感觉结构，也要将之置于电影史中，亦潜入更大的语境。但此刻，作为一名真正进入了剧场的普通观众，比起学术话语，我更愿意回味我在剧场里的一席之地——那个3排17座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在意的是，“观剧”作为无法复刻、不可替代的一手生命、私人体验，如何诱发我对固有认识的不安，如何调动我对于“贺岁”概念的思索，如何激发我的进一步阅读与观看，如何让我重新审视身处的环境与自我的动能，如何令我回收记忆与编排未来，如何影响景物在我观感中的组织排列方式，如何塑造我庆祝一种节日的情绪。
到底青年观众喜欢怎样的贺岁剧？我无法代表“我们”。但我可以肯定，粉饰性煽情只会带来票房与口碑的粉碎性骨折。
所以当阿四、郑富郑贵兄弟俩、边不亮在抒情音乐里的自白频频被冷冷拆台，舞台才能热络地立起来。这既完成了未来叙事，也把山猫的线索大火收汁，不至于过浓或过淡，因为当热气球上升（至于热气球从何而来，就留待大家走进剧场亲自揭晓），气氛已到了喜剧所不能收场的地步，“垃圾袋”的反崇高冷处理来得正巧，也令我虚惊一场，生怕好好的戏一脚油门开上了说教煽情的老路。好在，《致新年快乐》处理得很得体。
当贺岁剧上演，剧里剧外两种新年重叠，在节庆的加持下，剧场的造梦特质相当晃眼。这是一个异质空间，也是一个安全的放纵地带。我深知明天还会再来，但走进剧场，今晚可以精彩。在这一意义上，真正参与并完成演出的，不仅是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观众坐在其中，也可说是一种身体性的表演叙事与信念确认。表演可以是私人的事情，乃至一种关门仪式，无需观众，但当我们论及“剧场”，我们所说的是一种参与生成剧目本身的介质与生态。无观众，不剧场。贺岁剧因此成为多种心灵的聚合，其所打造的，是可以替换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是以假乱真的感官。不论观众在生活中能否过个好年，我们来到剧场，选择度过了与现实中同样刻度的时间，给予自己用表演时长代替生活片段的权利，那么，这每一次笑声，难道不是一个活人货真价实的快乐吗？
言及至此，我们或许不得不说到喜剧的道德。如果从我的角度去观察，不论是低俗的笑料，还是粉饰性煽情，都是喜剧的失德。前者不择手段制造笑声，让观众符合“喜”的表情；后者则是强求一种圆满，制造“喜”的氛围。所谓“失德”，恰恰在于喜剧只是在完成一种对于喜剧形式的自恋想象，却没有考虑到观众作为情感主体与消费行为主体的尊严。《致新年快乐》的原著小说中一直出现的“让好人笑，让坏人哭”，被改编到喜剧舞台上，成为“让好人笑，让坏人难受”，可说是对于喜剧哭笑二元对立的一种主动背离，是我所乐见的。而当山猫和贾语文狂飙，背后的充气舞狮从喜庆符码成为骇人判官，我发现喜剧不仅在可视化自己的道德尝试，也试图引发不安。
这种不安，往往就是大家口中的“后劲”。剧终时，我突然想起初初坐下时，抬头看，发现舞台被牛皮纸裹得油汪汪的，敲上了广东芦塘的邮戳，如果我愿意，这座“第四面墙”应当轻易地覆于我的掌心之中，像一只待拆的包裹。这只“包裹”不仅是个隐喻，昭告诸位这是一份厚礼，它也在开演之前，暗自界分着舞台的不稳定边际。戏剧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邮包，而邮包作为一拆即破的松散结构，一旦幕起，就成为必须被窥探的黑匣子，但观众的视点也早有定数，我们是从天而降、身陷其中，而非影随其后。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观看伦理，也是一种观看禁忌，它强调一部剧是“不可见的制造”，是一个由你打开的邮包，可你一旦关心起了制造，你也就进入并成为不稳定的结构。
可我们不要忘记，《致新年快乐》恰恰就充满了“不可见的制造”。这里其实没有新年，没有鸡飞狗跳最后一起包饺子，有的只是一座叫作“新年快乐”的工艺品厂，而这座厂从头到尾，都没有向我们展现一点点的工艺品制造。甚至在须一瓜的原著小说中，也几乎没有出现工艺品制造的场景，但“制造景观”却无所不在。正如原著小说扉页所说，处处是“风一样的猎猎梦想”，人人在“破译无人目击的秘密人生”。主角团基本不务正业，由“伪币”组成的草台班子想要以假乱真，假警察要做真英雄。人人为了一口气，与现实角色保持距离，总是通过不合时宜的仪式，去确认自己的信念角色。
那么通过草台班子的制造景观，真正想要生成的是什么？所谓“不可见的制造”在舞台上如何可见？喜剧作为一种概念类型、专业实践、集体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致新年快乐》又以怎样的姿态介入与导引？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脱离观剧体验的戏剧讨论永远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真正重要的是一个私人答案。
整场戏里，我最享受的其实是舞台视觉与丝滑转场，这种不稳定态的生成与解离往往悄悄呼应着“以假乱真”的主题和“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戏言，带来了荒诞，也叫人澎湃。我们一直没有提到成吉汉，这个时刻在通过扮演他者而确立自我的人，他的“艺术与人生，是没有间隔线的”。在须一瓜的小说中，成吉汉的游离感发生在厂区是合理的，因为“整个厂区看起来，像一张立体的新年贺卡”，实际上，舞台设计也用上了剪贴画的概念，同时制造出了不同的图层与景深，人物在触发某段剧情时，究竟是在哪一个图层，两个对话中的人物是否又在不同的图层里“同台异梦”，这些都是理解《致新年快乐》的端口。当小非洲与蜻蜓在游乐场里讨论抢劫，一个劝，一个拧，一个逼近，一个逃离，上浮的气球、下沉的命运，丘比特背上一戳就破的气球翅膀、无法进入身体的爱之箭，敏锐的观众不仅早早开始感知（又或是赶制）结局，也隐隐从中找到了一种伟大。视觉上的深化，要倚仗转场的功力，不然不能化静为动，很难被观众瞬时感知。从一张办公椅中，我们可见其先锋手法，办公室、游乐场、游戏厅、驾校车、公交车，是道具实操的便利，也是对作为社会概念的“场所”的瓦解，让对话主导位移，让身体取代坐标，让情感确立所在。所谓草台班子的底层逻辑，不恰在于此？
草台班子与草根文化有交叠，但不可等量齐观，两者的辨析不在我们今日要讨论的范围。但草台班子成为网络热梗，是因为现实重压下，人开始重视自己堵住的那一口“心气”。人们在尊卑与得失中，开始重视自己的情感，爱护自己的尊严，定义自己的位置，用一种集体化的语言信念来重塑现实秩序。语言不论有声无声，是小说的核心，也是戏剧的核心。小说被搬到舞台，多了一重媒介力量与现实参与，会产生更百变的织体。也许这并非剧组本意，但当我回想起开场时保安队集合的“声控灯”，又发现全剧以边不亮的“亲就完了”这句台词完结，我感到一种令人喜悦的复杂。边不亮某种意义上成为超文本的言灵，而她的名字似乎又在照亮不可见的制造。人们之所以要来看《致新年快乐》，被“出钱、出力、出血，他们一起维护那个了不起的世界”的故事所吸引，不图一个遥远的样本，而是通过参与其中，想获得一些底气与印证：一切有迹可循，一切有路可行。中国邮政的邮戳具有法律效力，开场前舞台邮包上2月2日的仿真邮戳，也用戏剧的方式告诉观众，当我们共同组成剧场，当我们开口说话，我们就拥有了替代现实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