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老战士、原延安八路军总部秘书、叶剑英元帅夫人吴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1月13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公开资料显示，吴博原来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因为南方局缺少速记员，1939年周恩来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后，特意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带了两个人到重庆，其中一位是吴博。另外一位方卓芬，当年嫁给了《新华日报》编辑、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他们是《新华日报》创刊后，在重庆红岩结合的第一对新人。
1940年，叶剑英与当时南方局的机要员吴博结婚。而早在1939年9月25日，许涤新与方卓芬，这两位广东同乡，就在红岩举行了婚礼。他们于上海相识,在重庆相恋。红岩、嘉陵江的山水，见证了他们的奋斗和爱情。
许涤新与方卓芬在重庆
上海相识
1937年秋天，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答应无条件释放在押政治犯。许涤新由此获得自由，脱离了关押他两年之久的苏州陆军监狱。出狱后，他被派到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此时的方卓芬是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的进步学生，他们相识于共同的革命战友家中，并同在一个学习小组。
许涤新出狱不久，虽身体羸弱，但对国际问题的见解十分精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既大胆又有说服力，令方卓芬由衷敬佩。每次小组会她都积极参加，从不缺席，还与许涤新进行热烈讨论。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上海局势越来越严峻，学习小组成员先后离开。方卓芬去江西搞救亡宣传工作，许涤新则到嘉兴参加了战时服务团。时局变化很快，党组织考虑到许涤新的身体有所恢复，便派他去南京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办工作。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许涤新作为专职编辑，时有文章见诸报上。远在江西的方卓芬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许涤新的文章，非常高兴，便去信请许涤新给她寄报。一来二往，双方在通信中建立了真挚友谊。之后，方卓芬参加了新四军，双方的音讯被战火阻隔。
山城重逢
方卓芬随周恩来到重庆后，随即就给许涤新去信，告知她从新四军调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希望能见面。收到方卓芬来信的次日，许涤新特地换了身衣服，去往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兼看望老友。
见到许涤新，方卓芬介绍了别后的情况，在南昌入了党,1938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做速记员，纪律规定她不能与外界联系。今年初，周恩来副主席到新四军巡查，把她和其他同志一起调到重庆办事处速记班，目前先做一些机要文书工作。由于大轰炸，随行的几位同志暂住在招待所。他们谈话间，还碰到董必武送两位客人下山，许涤新、方卓芬连忙起身致意，董老对他们微笑道：“你们想必早就认识吧，那就好好谈谈。”没过几分钟，董老送走客人，原路经过这片竹林，又抿嘴向他们微笑。
红岩相恋
时隔不久，位于化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总馆落成，《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搬到了虎头岩。虎头岩与红岩村相距不远，若走山上小路，十多分钟便能到达。许涤新与方卓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国民政府要求临时组成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牵头、十多家报纸联合出版的《联合版》，《新华日报》被并入其中。许涤新和章汉夫作为《新华日报》代表，参加《联合版》的编辑工作。这时的许涤新十分忙碌，除参与《联合版》的编辑工作外，还作为《群众》周刊主编，负责周刊的编辑策划工作。即便如此，每当傍晚时分，稍有空闲，他就挤时间和方卓芬见面。晚饭后，许涤新常约方卓芬到嘉陵江边散步，到上清寺喝汽水。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个年轻人的心愈靠愈近。
1939年，许涤新参与编辑的重庆各报《联合版》
看到她与许涤新越走越近，方卓芬的好友还提醒她冷静思考一下，因为许涤新的身体不太好，而且还患有不好医治的肺病。方卓芬认真考虑后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觉得他政治上很坚定，而且才华横溢，我真的是既敬他又服他，尽管他的身体不怎么好，我相信我能帮助他把病治好，实在无法根治，我也愿意照顾他一生。”
祝福中结合
随着许涤新和方卓芬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们决定在1939年9月25日结婚。他们的结婚报告得到党组织批准后，消息很快传遍了红岩村和化龙桥编辑部，同志们纷纷道喜祝贺。
周恩来与《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部分同志。右起：胡绳、薛子正、陈家康、周恩来、潘梓年、华岗、戈宝权、许涤新、李中和
婚宴在化龙桥一家有名的上海菜馆松鹤楼举办。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领导董必武、博古、凯丰、王明、潘梓年、吴克坚以及编辑部、营业部的同志都来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因在延安，正准备去苏联治伤，没能参加；叶剑英由于临时有外事活动来不了。婚宴一共五桌，气氛热烈。许涤新举杯感谢各位同志光临，话音刚落，博古笑着问：“你今天请了这么多客，要写多少万字？”许涤新老实回答：“半本书，那是同章汉夫合作的。”原来，许涤新与章汉夫合译了《恩格斯论〈资本论〉》，拿到稿费，一人分得250元，许涤新用这笔钱作了结婚开支。
博古听闻此言，便开起玩笑：“这倒不错，半本书的稿费就讨了一个老婆！”一句话引得满堂大笑。席间，董必武对两位新人说：“你们是同志加夫妻，更要相亲相爱啊！”吴克坚一面祝福，一面鼓励大家要像一家人一样，为办好党报而努力。喜宴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婚后，方卓芬住在红岩村，许涤新住在虎头岩报社，只有星期六才能见面。但这并不妨碍结婚一年后，一个叫做“许嘉陵”的小男孩的到来。
忘我工作
1940年底，许涤新从《新华日报》调到南方局宣传部任秘书。他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审查《新华日报》社论，然后把初步意见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汇报。领导决定后再送往报馆，由报馆送国民党报刊审查委员会审查。如遇社论被扣，只好再写、再送。许涤新还担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负责向工商界人士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财经资料，开展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许涤新两头兼顾，十分忙碌。1941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召集会议，直至半夜。许涤新跟随周恩来坐车回到红岩村，进了宿舍，忽然咳出鲜血……医生诊断其为肺痨，必须静卧休息。当时极度虚弱的许涤新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所有重担都压在方卓芬身上。方卓芬除照顾丈夫和孩子，还承担了许涤新联系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部分工作。祸不单行，方卓芬因为照顾许涤新，很快被传染了。更令人痛心的是，儿子许嘉陵在4个月大的时候摔了一跤，脊骨被摔坏了，结核菌趁机侵蚀。
周恩来和董必武商量后，安排他到歌乐山高店子静养。这里离中央医院很近，看病方便。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中，许涤新的病情渐渐好转。不久，周恩来因病到中央医院做手术，许涤新常在下午两点以后到病房探望，两人无所不谈。
这期间，周恩来向许涤新建议，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地痛下功夫。许涤新谈了他一直在思考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学途径，自己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要研究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周恩来听得十分仔细，勉励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但是要写出恩格斯指出的广义政治经济，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周恩来给了许涤新极大的鼓励，许涤新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按历史阶段发展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1946年，许涤新在重庆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
此后，许涤新身体稍有恢复，就投入到工作中。一旦病痛复发，便卧在床上写作。1945年，他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1947年秋被国民党查禁前，这本书印刷达七次之多，热销一时。他又相继写出了《官僚资本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二卷），著述成果颇丰。
无悔奉献
1946年5月，南方局安排许涤新秘密前往香港，负责香港工作委员会的财经工作。方卓芬作为香港工委的财经委员，带着许嘉陵随后抵达。由于许涤新夫妇工作繁忙，许嘉陵的病没能及时治疗，到1947年病情更加严重。医生建议必须住院动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手术费高昂。当时，许涤新负责掌管香港工作委员会财经委的全部经费。有人建议他从公家经费中借用一笔钱，给孩子治病。许涤新夫妇坚决不同意：“个人用公家的经费是犯罪行为，千万不能。”最后，在几位同志和朋友的支援下，凑足了手术费。许嘉陵身体内的结核病菌虽被消灭，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1982年，许涤新、方卓芬等重返红岩村
方卓芬为爱甘于奉献，从不后悔。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去北京访问方卓芬老人，当时许涤新同志已辞世，只有快60岁的许嘉陵陪在母亲身边。80多岁高龄的方老，平和优雅，还在整理许涤新的资料。回忆在重庆的那段岁月，想起让儿子落下病疾的日子，她不禁潸然泪下。
在烽火岁月里，许涤新和方卓芬在红岩结为爱侣，他们是战友、是同志，更是亲密爱人。他们风雨同舟，携手度过了相濡以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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