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赵启斌与梁白泉合影）
韩愈（768——824）有言：“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清穆堂集》其为文似亦类此，粗读之余，有此感受。大致说来，赵启斌的美术史论研究以文人书画的论说为主，旁及文字、篆刻、传世美术文物的专题研究，兼及出土文物。也涉猎到民间工艺、宗教文物和宫廷艺术。内容丰实。归纳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尽力占有资料
陈垣（1880——1971）先生做学问，提出资料要“竭泽而渔”，马克思要求“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必须充分占有资料”成为一切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
他很幸运，从大学毕业，以助手身份随林树中先生研治中国美术史，经过了四年扎实的学术训练和资料积累后，顺利踏进南京博物院，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平台，为尽力占有资料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个人机遇和空间。这个单位收藏大量的书画文物，一开始就有乾隆在内府所置《南薰殿历代帝后像》，此画像包括伏羲、帝尧、帝禹、商汤、周武王，继有六朝梁武帝，唐代高祖、太宗，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高宗到理宗，一直到元、明、清帝后像。图像原藏奉天、热河行宫，后迁北京前朝五大殿，成立古物陈列所。1933年10月又连同其他文物典藏一齐划拔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批文物包括三代鼎彝、历朝书画、陶瓷丝绣髹漆诸件，院史档案记此事说：“本院得此基本物品，人文馆已具伟大之基础”。我院早期就已经拥有如此丰富的艺术藏品，具备了深入艺术研究的物质条件。赵启斌君一些书画研究专题的确立显然得力于南京博物院藏品资源优势所提供的学术高平台，得书画文物资料丰富之便利。
大陆解放前夕，诸多书画、青铜器包括蒋介石拨交的《毛公鼎》等，均被运去台湾，保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艾啟蒙（Lgnatias Sicheefar,1708——1786）的《八骏图》，据说因为太大、太重,时间太过于紧急，仓促之中未能运走，至今仍珍藏在南京博物院。上世纪50年代，徐平羽院长因以上珍藏多被运走，筹得5万元经费，全权委托徐森玉（1881-1971）先生在泸重新购得一批书画珍宝。其中宋徽宗赵佶《鸲鸪图》、阎次平《四季牧牛图》、宋人《耕织图》《江天楼阁图》，李衎《修篁竹石图》、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徐渭《杂花图》卷、朱耷《水木清华图》、高其佩《水中八事图》等，还有朱熹法书《察州帖》轴，都先后入藏来院。1954年江苏建省，江苏省博物馆与南博合并，并入大批古代书画11852件。这批书画占省博藏品总数127000件的8.7%，其中珍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吴镇《松泉图》、髡残《苍翠凌天图》、石涛《淮扬洁秋图》、朱耷《鱼乐图》、龚贤《岳阳楼图》（刘海粟先生来院看画，说此图原为他的藏品）。此外，经过胡小石（1888-1962）先生和吴白匋（1906-1992）先生的努力，又把《金陵八家》中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的山水扇面，搜罗齐全。一时之间，金陵山水画的遗存，在南博书画收藏中，亦蔚为大观。这一时期明代金陵画家郭仁的《金陵八景》图册也征集来院。1961年，徐平羽院长邀请中央文化部社管局文物处长张珩（1925-1997）、古代版本书画鉴定专家天津韩慎先（1897-1962）和书画家、书画鉴赏家谢稚柳（1910-1997）三位先生莅院鉴定全部书画收藏38405件。结果是：最精87件，次精248件，较好853件，一般3490件。拟剔除8584件，保留25143件。随后，江苏省文化局又划拨入藏南京博物院傅抱石先生的书画作品395件，其中名品有《华山图》《云台山图》《镜泊飞泉图》《老虎滩渔港》《千山竞秀图》《杜甫像》和《毛主席诗意图》。此批藏品加上后来陈之佛先生家属捐献的九十余件工笔花鸟画作品，进一步充实了南京博物院现当代绘画藏品，使我院的历代绘画收藏更加系统、完善，为今后的绘画专题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历代书画文物的不断来院，艺术研究的物质基础不断巩固，为艺术研究尤其历代绘画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图像资料和文献资料。
为我院书画收藏曾经辛勤工作的张珩先生、韩慎先（1897-1962）先生和谢稚柳先生在这里要作简要的介绍：张珩先生，其祖上曾是上海南京路上著名建筑“大世界”的拥有者，家境富裕，小时候经眼的古代书画达万件以上。谢稚柳先生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教养的家庭，他的祖父谢祖芳为晚清举人，著有《寄云稿诗钞》四卷，伯父谢仁卿、父亲谢仁湛（皆为秀才）、表伯父钱振煌（晚清进士）、哥哥谢玉岑，皆有深厚的学养……。稚柳先生随着长期与收藏界、博物馆界不断接触，饱览了大量的古代书画，建国后又供职上海博物馆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因而拥有了非常精湛、娴熟的书画鉴赏、鉴定能力，以至于后来人们将他与徐邦达、杨仁恺并称新中国三大书画鉴定家。韩慎先先生，北京人，清吏部官员韩麟阁之子。久居天津，自开古玩店，因收得元代王蒙（1301-1385）《夏山图》真迹，取室名“夏山楼”，自号“夏山楼主”，向谭鑫培（1847-1917）琴师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独有师承，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留声机唱片《李陵碑》《桑园寄子》《鱼藏剑》多种，拿手好戏则是《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三子”。余叔岩（1890-1943）曾从他学习《南阳关》，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曾任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谢稚柳被聘为全国书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负责鉴定全国各地书画总数在10万件以上。张珩先生、韩慎先先生和谢稚柳先生来南京博物院鉴定院藏书画，整理、充实、丰富了院藏历代艺术研究材料。张珩先生、韩慎先先生和谢稚柳先生所进行的书画鉴定、整理、研究工作，为我院历代书画艺术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准备，具有奠基的意义。赵启斌君来院后专心从事书画艺术研究，是在长期积累的书画艺术资料基础上进行的新拓展，有着数代前辈专家学者奠定的雄厚学术基础为支撑，深为他所具备如此丰厚学术资源条件而称庆。
我国书画创作用毛笔，要求具有深厚、精湛的笔力。梁启超先生曾专门谈过毛笔作字，他说：“凡看一国文化的高低，可以由他的美术表现出来。美术，世界公认的为国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外国人写字，亦有好坏的区别，但是以写字作为美术看待，可以说绝对没有。因为所用工具不同，用毛笔可以讲美术，用钢笔铅笔，只能讲便利，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美术。写字比别的美术不同。因而可以成为美术的原因，约有四点”。他说的四点为：一、线的美；二、光的美；三、力的美；四、个性的表现。“表现得最亲切、最真实，莫如写字。前人曾说‘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这两句话，的确不错”、“旁的可假，字不可假”、“因为各人个性不同，所以写出来的字，也就不同了。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饮冰室专集》卷102《书法指导》），所以我国书法自古就为专门之学、艺术的重要分支。依托南京博物院以及我国其他兄弟博物馆的书法藏品，赵启斌君也依据研究专题需要，广泛占有材料，进行相关书画艺术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我相信凭借他的勤奋、天赋和知识储备，应该能提炼、研究出属于他的更为重要的书画艺术专题研究成果。
（1999年，在南京栖霞山一次关于维修石窟的讨论会，与会者有梁白泉、罗宗真、韩品峥等）
创办江苏南京汇文书院的福开森先生（J.C.Furguson 1866-1945），1888年来华，他是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中国通”。1897年辞去教职后，到上海协助盛宣怀（1844-1916）创办高等工业学堂南洋公学，曾任盛氏和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的顾问，1917至192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1936年至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福开森先生（J.C.Furguson）一直研究中国美术，收藏中国古玩，著有《中国绘画》《中国美术大纲》《李朝瓷器》《中国艺术巡礼》《历朝著录画目》和《历代著录吉金目》。福开森先生（J.C.Furguson）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一切艺术，是中国书法的延长”。他的这一论说为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傅抱石先生所激赏，傅先生说：“要了解中国的艺术，起码的条件要对中国方块字发生兴趣”“中国的画和字是这样结成不解姻缘，它们同根同源，这是中国绘画超然的第一点”。中国传统绘画始终重视笔墨，重视对笔墨风格的领悟和理解，这是中国艺术独特的文化特征决定的,独特的文化基因决定了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中国画研究尤其要重视笔墨、书法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详细地占有相关材料，才能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价值和成就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判断。在占有这一相关领域的材料从事研究方面，赵启斌君无疑具有自己的优势，我就不多说了。
二、以文人画为重心研习具有旷世特色的山水画
中国文明的“摇篮”在黄河中、下游。可能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历来战争多发生在北方，由此对社会造成残酷的摧毁。以徐州为例，曾被苏东坡称为“彭城古战国”，据统计从夏后10年（前2183）命彭伯寿帅师征西河叛变起至1949年，徐州地区大小战争有2000多次，从鲁成公18年到1949年，大的战争400多次，或说150多次。以至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尤其是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11年，洛阳陷落，“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 、七”。精英流失，这个文明的重心开始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再具体一点，从唐代晚期黄巢起义，从乾符5年（878）到宋高宗绍兴8年（1138）在杭州建都，其间大约260年，文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以致于元代蒙古贵族开始视苏杭为人间“天堂”。据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从先秦到现代，长江三角洲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6%，专家学者948人，占全国总数的1/3，太湖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0.37%，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4%，专家学者591人，占全国总数的1/5。由于文明重心的南移趋势，势必影响到中国绘画创作重心的转移与人员构成的新变化。傅抱石先生认为中国的山水画胚胎于汉魏，成立于东晋而发展于盛唐，已经意识到中国绘画重心的变化。立足于以文人画为重心研习具有旷世特色的山水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赵启斌君绘画专题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赵启斌大学期间读书情景）
赵启斌有关“江苏历代绘画流派”的研究，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关注到了文明重心转移的重大问题，认为江苏历代绘画繁盛与文明重心的南移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地域性绘画流派崛起的相关规律进行探讨，有颇为精彩的论述。他在文中列出的画派，包括山水画派即有“顾恺之画派”“张僧繇画派”“二李青绿山水画派”“指头画派”“徐熙画派”“董巨画派”“米家山水画派”“黄公望画派”“倪瓒画派”“江夏派”“娄东画派”“虞山画派”“常州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镇江画派”“海上画派”“无锡画派”“宜兴画派”等等，竟达45个之多。将以省为对象的区域性绘画专题研究推进到新的境地之中。
以文人画为重心研习具有旷世特色的山水画，是《清穆堂集》的重要特色，也是立论的亮点所在，这也是中国绘画所具有的独特历史文化性质所决定的，涉及到中国文化、审美观念的发展、变迁及其艺术价值走向等核心问题。东晋开始，审美意识的新觉醒，促使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并在中国画中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五代、两宋以后，更占据中国画、文人画发展的主导。赵启斌君不断从山水画专题研究中发掘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提出诸多新的观点，尤其在掌握中国传统美术史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图像学方法、风格分析方法致力于山水画研究，具有综合其他领域学术成果进行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倾向，确实值得引起美术史论专业人士的高度关注。
三、在研究、撰述方法上的多种多样
除一般所谓的综合、分析、比较方法之外，赵启斌的美术史论研究很重视谱系发展、“母题”衍生、典型个案等的运用。如在“渔隐”、“舟渔”和“垂钓”图像研究专题的立项、考释上做得十分出色。同时在宏观、具体的把握上做得也好。章学诚（1738-1801）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文史通义》卷5《内篇•答客问》）。他的专题研究在大的、小的两方面都很注意，重点则在具体的论述。真理都是具体的，同时注意到了“规律”的认识。
四、从古到今、从域内兼及海外，而以近、现代、当代为主
赵启斌美术史论研究涉及视域非常宽广，从古到今、从域内兼及海外几乎都有所涉及，而以近、现代、当代为主。除《董其昌》外，又有《吕凤子》、《陈之佛》和《傅抱石》，在《现代绘画》中，岭南画派从高剑父起，延续到第二、第三代。近代李剑晨、刘海粟、谢稚柳外，直到当代书画家如徐明华、贾浩义、刑少晨、李英杰、张友宪、张洪波、余新文等，也都有所论列，足见作者绘画研究范畴的宽广、纵深。
五、文、图并重
我国古代“左图右史”，今天世界更是进入了“读图”的时代，“图、文”并至。概念实现于现象，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论“艺术作品是由思想外化来的，称图画为“外化”。可见图像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尤其艺术研究，更离不开图像的引用和发挥。赵启斌非常注重与文字并至的插图，无法做准确的统计。他的专题研究涉及的插图是：
古代绘画，548幅；
高隐、潇湘，594幅；
江苏流派与董其昌，351幅；
吕凤子，379幅；
傅抱石，466幅；
陈之佛与现代绘画，765幅；
文物博物、雨花石，428幅；
中国历代绘画赏析291幅；
书法137幅。
总数大约在4590幅以上。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当然，“物不可穷也”（《易•系词》下），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研究。他的诸多论述，个人以为不足之处，或者可说有两点：
一是按照南京博物院的学术传统，民族学、民俗学的材料篇章，尚嫌不足。
二是论述多继承而少批判。中国传统源于农业文明和礼乐制度，与手工商业和手工技长多有贬斥，未必都是精华。“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1页）。法国哲学家、教育改革家、历史学家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有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相关艺术研究专题应该注重批判性地研究，注重批判性地发挥，这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赵启斌君这一方面今后应有所关注，其所立论和行文就更加尽善尽美了。
我是学历史的，于艺术史外行。赵启斌君是我工作过的南博的专业人才，好学不倦，为文不辍，今成书近400万字。欧阳修（1007-1072）有言“地以人胜，人以言存”（峡州至喜亭记》），嘱我为文，情不可却，匆匆写之，不知所云，请赵君与读者教之。
（梁白泉教授系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本文写于2014年1月7日）
（梁白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