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西迁》令我惊喜。
我在10多年前就接触到这一题材，知道抗战时期有两次可歌可泣的特殊长征，一次是“文物南迁”，一次是“动物西迁”。“文物南迁”被写成长篇报告文学，被搬上电视荧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而“动物西迁”却没有形成应有的传播效应。
所谓动物西迁，是指在日军逼近南京时，国立中央大学农-🔥威尼斯0008Ⅴ的师生带着圈养的数百只良种动物西迁重庆的故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奇特的旅行，他们历尽艰辛，一路西行，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苏武牧羊的精神保存了中国畜牧业的火种。其壮举、其功业、其精神当永铭青史。应当承认，由于牵涉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题材更难实现艺术表达。
江苏省话剧院却迎难而上，运用最新的舞台艺术手法，生动展示了这一特殊的长征，见物见人见精神，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员入戏，观众入戏。演出过程中掌声不断，喝彩连连。谢幕之后，观众久久不肯离场。一部话剧获得如此剧场效果，十分难得。它说明该剧的剧情、人物及其主题都打动了观众，让观众共情共鸣。艺术能够如此激动人心、温暖人心、滋润人心，善莫大焉。
编导从史实出发，构织了一群特殊的人物关系，饲养员、兽医、军人、中大学生、文学教授，逃兵、难民等组成了抗战大背景下的人物众生相，兼具历史感和沧桑感，浓郁浑厚。它写出了乱世的人生百态，写出了乱世的无助和漂泊，也写出了强者的坚守和坚持，写出了民族的意志和力量。
爱国主义、家国情怀是此剧的精神内核。所幸的是编导没有口号式地去表现，而是以扎实的人物塑造来表达。《西迁》中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经过“西迁”的冶炼，他们的境界都获得了提升。情节是性格的河床，性格是奔涌的河流。综观全剧，几乎每个人物恰如河流一样都处在奔涌变化的过程中。这是叙事艺术的常识要求，却也是十分难得的境界。
王英郁是剧中的灵魂人物。他是农学教授，他对良种动物的价值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认识。他作出西迁的决定，是有着深刻的思考的，也是十分艰难的。他必须舍小家为国家，与妻儿分离，他带着动物逃难，让妻子带着女儿和襁褓中的儿子逃难。即使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曾经动摇过，几乎要放弃过。好在他与他的团队相互赋能，终于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
饲养员吴俊是“西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岗位，但他从一开始不愿随队，到“见钱眼开”，到最后为保护牛犊而牺牲，完成了人格的升华。
欧阳白从“人医”到兽医再到“人医”，经过了曲折而丰富的情感历程。
袁天养与顾芳梅同为中大学生，却出身迥异，一个是信奉上帝的孤儿，一个是国军师长的千金。经过“西迁”，袁天养由信“神”变成了信“人”，顾芳梅则去了延安。
邢灿是师长的副官，剧中曾被调侃为师长的家丁，其实却是一个倾向于共产党的血性军人。他保护了顾芳梅，也影响了顾芳梅。
翁之亭是文学教授，他进入西迁队伍是因为宠物鸡的误闯误入，这一角色却为此剧平添了许多趣味。他为众人写春联。他为了救助重病的王英郁，献出了自己的宠物鸡。他与王英郁一起恳求卢先生调配船只运送动物从宜昌到重庆。他身上的名士气，折射出民国风情。他的精神操守，是此剧主题的凝练表达。
……
话剧是独特的艺术，也是一门备受局限的艺术，它只能通过舞台上的人物对话来交待故事、推动情节、塑造人物。因而编导对剧中每个人物的前史后传的设计，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是创作的关键所在、功力所在，也是《西迁》大获成功的基础所在。
反转是话剧中常用的艺术手法。它能使戏剧性倍增。《西迁》的编导多次使用这一手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有情节的反转，如邢副官奉命要带走顾芳梅，但顾芳梅坚持不走，于是，他毅然决定护送她一路西行。这一举动既在意外，又在情中。又如，宜昌待渡一节，先写军官逼船，再写王袁求船，最后二人齐跪，终于感动了卢先生调船运送。这种写法虽然与史实上卢作孚先生的义举稍有出入，但更加符合戏剧性的要求。更有人物的反转，曹大威以偷鸡逃兵的形象始，以与邢副官一起为引开鬼子而壮烈牺牲终，反差巨大，而让人信服。
剧中两个隐性的三角，显然是戏剧的套路，但好在分寸感把握得当。欧阳白发乎情，王英郁止乎礼，未肯接受她编织的毛背心；袁天养对顾芳梅暗生情愫，却误解邢灿对顾芳梅的保护是别有用心。这种手法无疑增强了话剧的观赏性，又无伤大雅。
总之，《西迁》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现代话剧，其题材之独特、主题之鲜明、情节之曲折、人物之丰满、情感之高贵真诚、节奏之恰到好处，都彰显了其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
与传统话剧截然不同，《西迁》的戏剧结构打破了三一律，舞台呈现自由灵动。这是由现代化的舞美装置、大屏展示以及情景音乐的相互配合达成的，也是由观众接受心理的配合默契而实现的。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西迁》是话剧艺术，不如说它是一台综合的现代舞台艺术。从中，我们看到了话剧艺术在当下的崭新形态。它最大程度地扩张了叙事的自由。其核心是影视艺术与话剧艺术的相互渗透、交融。话剧艺术曾经为影视艺术提供了表演的基础和支撑，影视艺术为话剧艺术准备了时空切换的手段以及观众对蒙太奇的接受能力。说当代话剧是与影视艺术相互成就的，当不为过。
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艺术一百多年来已经融入本土，落地生根，得心应手地反映我们民族的情感和生活。《西迁》是由传统话剧向现代话剧蝶变的最新成果。话剧现代性的蝶变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这一进程并不顺利，好在结果是好的。《西迁》给我们的启示是，新瓶装新酒，也许水土不服，但新瓶装老酒，滋味犹深。
当然，好戏都是磨出来的。我以为《西迁》还有两点上升空间：
一是加强细节的力量。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却难以虚构。如果此剧能够围绕西迁过程中饥寒交困、酷暑难当等特定场景再编织一些独到的细节，甚至以细节推动情节，《西迁》就可能更上层楼了。
二是作为一部人偶剧，如果在动物人格化上向前迈进一步，在神、人、兽之间进行灵魂拷问，《西迁》一定能别开生面，境界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