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考父到孔丘
束有春
“正考父”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孔子的祖先，是春秋时期的宋国一位品德高尚、作风优良的朝廷高官。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春秋时期宋国的正考父及其事迹，出自《左传·昭公七年》，后来司马迁在写《史记•孔子世家》时引用了《左传》中的文字。
正考父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与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孟釐lí子有关。
当年的情景是：孔子已经十七岁了，鲁国大夫孟釐子生了重病，在病危时，把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叫过来，对他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这段话是孟釐子的临终遗言。孟釐子去世后，儿子孟懿子听从父亲的教诲，与鲁国另一个名叫南宫敬叔的人一道来到17岁的孔子身边，拜孔子为师，学习周礼，传播文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知书达礼的文明人。
孟釐子的临终遗言把孔子的祖先从“弗父何”开始，到“正考父”都在宋国做大官，辅佐国君的事情交待得很清楚。从他的话中我们得知，后世尊称孔子为“圣人”是有史可稽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人们就已经称赞孔子的祖先是“圣人”了，孔子只不过是“圣人”之后、保持了“圣人”的本色而已。
孔子的祖先“正考父”当年曾先后辅佐宋国的三任国君，是三朝元老，每次任命时，官职权位愈来愈高，但为人却愈加谦恭低调，诚惶诚恐，弯腰鞠躬的幅度愈来愈大，直至要低着头“循墙而走”、沿着墙壁走回家了。其谨小慎微、不骄不躁的为人品德和形象呼之欲出，如在眼前。正考父虽然当了大官，但始终坚持以粥饱腹，带领全家人过艰苦日子，勤俭持家，条件再好也不奢侈浪费。
我们从孔子后来进入太庙“每事问”的谦逊好学态度，从孔子在“乡党”前辈面前“恂恂如也”的敬畏尊重身影，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价值观，从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的敬业精神，已经不难感悟出孔门的谦虚好学、低调为人、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良好基因得到了遗传。
孔子的十五世祖为春秋时宋国的第二任国君宋微仲，这宋微仲又是商代微子启的弟弟、商纣王帝辛的哥哥。正考父是孔子的第七世祖。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在宋国曾官至大司马，后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害，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为避祸而从宋国逃到鲁国的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后来，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丘即孔子。
孔子父亲叔梁纥是位人品出众，博学多才，能文能武的人，曾官至陬邑大夫。关键重要的是，叔梁纥还是位大力士，与鲁国名将狄虒sī弥、孟氏家臣秦堇父三人，在当时有“鲁国三虎将”之称，是位远近闻名的豪杰之士。
孔子的母亲叫颜徵在，孔子是在他父亲72岁、母亲18岁时来到人间的。70多岁的男人照常有生育能力，孔子父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古人的饮食没有受到污染，吃的都是绿色有机食品。
可能是父母亲之间年龄差距较大的优生学原因吧，孔子在出生后就极为聪明好学。鲁国是西周时期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封地，虽然进入春秋后期出现“礼崩乐坏”现象，诸侯国纷纷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僭越等现象时有发生，但鲁国仍然是周礼保存得最多最完备的诸侯国，诸如婚丧嫁娶、祭祖祭神祭拜天地、朝会等一套礼节程序都还保存着。正是在这种浓郁的古代礼仪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孔子，在年轻时就对周公十分敬仰，对周礼十分感兴趣，平时喜欢琢磨周礼的形式和内容，所以他“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有时还在梦中梦见周公，其对周礼的热爱向往几乎达到了痴迷程度。面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动荡现象，孔子后来反复呼吁大家要“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周公制定的“周礼”。
可能是遗传的原因吧，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约合今天的1.9米以上），并且臂力过人，当时就有“长人”外号。在今天来看，孔子进入国家篮球队打中锋肯定是灌篮高手。
由于出生官宦世家，年轻时的孔子就显示出领导才能，并且是从基层多岗位煅炼上来的领导干部。他曾做过季氏的“委吏”（主管仓库的小官），当过“畜蕃息”的农牧业官员。到了51岁时，孔子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中都在今山东省汶上县），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地级市市长。在“中都宰”岗位上，他的工作非常出色，用传统文化周礼来教育管理百姓，很快使中都这个地方出现了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康的太平景象，导致“四方皆则之”，鲁国其他各地都跑到中都来参观学习取经，孔子俨然成了政绩突出、有能力、有作为、有担当、有思路的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君的重用。
在中都这个地方工作了一年，孔子就被鲁定公提拔到朝廷当官，升任为鲁国的“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没多久，因工作能力强，领导有方，孔子又被提拔升任为“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检法最高长官）。
鲁国国君重用孔子，本国人民很高兴，但邻居齐国的领导人却有点坐不住、感到不安了。当时齐国有一位大臣名叫黎鉏的对齐景公说：鲁国重用孔丘，发展下去，肯定会对我们齐国造成威胁，“其势危齐”，怎么办？于是齐国要先发制人了，提出要与鲁国在“夹谷”这个地方举行两国首脑级会谈。会谈在当时称为“会盟”，会盟地点夹谷当时属于鲁国，在今天江苏连云港赣榆境内。这一年是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
当时诸侯国间的会盟行为根本不经过周天子的同意，更没有第三方在现场见证调停，所以经常会发生冲突意外，所谓会盟，实际上也是双方实力的一次展示与较量。孔子对此有足够认识。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齐国人已经跑到鲁国的土地上来会盟了，鲁国必须在双方人员匹配上要对应，孔子就被鲁国国君临时由大司寇任命为“摄相事”，相当于临时代理宰相，陪同国君参加会盟。
这时，孔子向鲁定公进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是说在外交上，应该采取“文事武备”、“武事文备”的策略。换言之：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一个都不能少。两国会盟的时候，表面上看是“文事”，但孔子向鲁定公建议：“请具左右司马”，让鲁国负责军事打仗的左右大司马们都到场，随时调兵，以备不测。鲁定公采纳了孔子的建议。
在夹谷盟会上，齐国虽然有晏子到场，但晏子的智慧与气场与孔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外交礼仪上的斗智斗勇，包括现场应该奏什么音乐，诸侯盟坛的高度应该符合什么等级，双方盟主如何登坛站位，等等，孔子都心中有数，因为孔子熟知周礼，腹有诗礼气自华。虽然是两国国君之间的外交活动，但现场节奏程序完全被孔子掌控了，按照孔子的思路完成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两国头脑高层会晤。齐景公当时就“惧而动”，感到害怕。为什么呢？“知义不若”，即知道齐国在礼义文化等方面不如鲁国，这时他才慨叹认为，孔子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孔子是“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责备晏子等一帮群臣是用“夷狄之道”来“教寡人”，可恶！
齐国本以为通过会盟能够打压一下鲁国强大的势头，但却“得罪于鲁君”，为了表示友好和“谢过”道歉，齐景公听从有司建议，归还了以前从鲁国侵占的汶阳、龟阴、郓这三处土地。
孔子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使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使鲁国领土更加完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夹谷会盟”。
通过夹谷会盟，齐鲁两国开始结成联盟，以共同对付日益强大、准备北上争霸的吴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了，仍“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此时应该是鲁国的正式代理宰相了，“与闻国政”，参与国家大事谋划，进入到了鲁国权力核心高层。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孔子就采取铁腕政治手段，下令诛杀了鲁国大夫中的“乱政者”少正卯。通过杀一儆百，使鲁国官场及社会风气开始大大好转。民间的猪羊等买卖没有了欺诈行为，男女在道路上行走不互相挤碰，路上有人东西丢了也没有人乱捡，四方宾客到了鲁国，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鲁国开始强大起来了。
孔子超凡的行政能力及鲁国的日益强盛，再次令“齐人闻而惧”，邻居齐国始终害怕鲁国如果按照孔子的做法来施政，不出几年，就会很快称霸，远远超过齐国。怎么办？于是，齐国举全国之力，开始腐蚀鲁国最高层，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施美人计和送“宝马”。齐国在国内选了80名“皆衣文衣而舞《康乐》”的美女，她们都穿着华丽，身材窈窕，能歌善舞；同时还选了30匹良马，准备送给鲁国国君。
齐国的举动是在拉鲁国国君和权臣下水，实际上也是为了制造国君或权臣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此时，鲁定公已于公元前495年即鲁定公十五年去世了，鲁国的国君已经换成了鲁哀公，而摄行君位的是鲁国“三桓”之一的“季桓子”。在新、旧国君交替之际，在鲁国君权被权臣控制的形势下，齐国抓住机遇做些小动作，用美女宝马来作糖衣炮弹，在今天看来，还真有点“下三滥”。
听说齐国要送美女与良马来，鲁国的季桓子代表国君，照单全收。季桓子有了齐国赠送的美女宝马，尽情享受去了，竟然“三日不听政”。更有甚者，举行郊祭后的祭品牛羊肉之类，也不按照礼节规定来分配给大夫们享用，估计都给齐国来的80位美女享用了。
孔子对朝廷中出现这种现象很是生气，觉得季桓子这帮人德性太差，实在无法共事，于是“遂行”，立马辞职走人，带着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开始了他“周游列国”、宣传周礼、倡导和平仁义的艰难之履。谁知孔子这一走，离开鲁国竟达14年！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因屡屡碰壁遭挫，其从政的心理由强变弱，直至心灰意冷，最后只好回到学问途中，从事古文献整理和教学工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诗经》《周易》《尚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等书籍，都与孔子当年走下行政岗位后，下苦功夫进行整理与教授弟子有关。
在今人的心目中，孔子可能就是一位“夫子”，一位“圣人”，亦或是一位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一位大思想家，全国各地孔庙、文庙就是人们纪念他的场所。但我们从孔子短暂而辉煌的从政为官生涯中，还是可以读出他作为“圣人”之后的为政能力与正直谦逊的为官为人品格，这与他继承了祖先正考夫的为官品德是一脉相承的。
